| 转帖：中国的启蒙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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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说明：【警告！有不宜内容】 作者：魂系尘泥
一 序论
启蒙运动是宣扬人道主义和民权思想的运动
- ◎ ZT《论中国的启蒙运动》 (23129字) laotun (22111)于2004/07/09(19:17:04)..
【警告！有不宜内容】 作者：魂系尘泥
一 序论
启蒙运动是宣扬人道主义和民权思想的运动。这类运动，只承认人类生而固有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即理性，是社会成员选择社会制度的依据，而依附于政治特权的变质的宗教权威（即假权威）以及依靠世袭取得特权并依靠暴力统治社会的专制政权等是没有资格断定是非的；只承认人人生而平等是人类社会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承认人民大众的自由、权利、幸福是社会（即群体）活动的最终目标。换而言之，启蒙运动认为只有理性有权确立正义的法则，社会的权力机构只有保护平等自由、民权、社会成员的普遍的幸福，才符合正义的法则。因此那种种不符合基督教原旨的假教权，那种种与自由、民权、普遍的幸福相对立的世俗权力（包括现代极权主义政府），是非正义的不全理的，是必须铲除的。
提到启蒙运动，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因为那场启蒙运动声势最为浩大，思想最为系统，立场最为坚定，更重要的是那场波澜壮阔的宣扬人道民权的反对野蛮专制的思想运动，直接激起了法国大革命，给法国乃至全世界以光明的理性引导，从此人道主义和民权主义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并在诸地结出丰硕成果。可以断言法国启蒙运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步伐。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人类历史进程中，还有许多其它文化也进行过自己的启蒙运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外的其它民族的启蒙运动大多失败了，而且其它民族的启蒙思想往往没有法国启蒙思想那样系统而深刻、尖锐而有力、广泛而深入人心。二千多年前释伽牟尼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竭力宣扬“要解信、要悟信“以及众生平等诸种学说，也是强调理性至上而非迷信至上，人人生而平等而非等级制度合理。用梁启超的话说，释伽牟尼创立的佛教既强调实践的理性也提倡批评的理性。但依我们的眼光，佛教的缺点是光提出高尚的理想和正义的法则，但没有设计出实现此类正义法则的社会体制。佛教企图仅仅依靠人类成员的个体性的精神世界的高尚化来实现人类的自由、权利、幸福，显然是偏面的，因而而也是无力的。二千年前耶苏宣扬福音时，他对旧教义作了新解，他的学说中充满了对理性、自由、民权、普遍幸福的肯定与提倡。“天国上帝在你心中“，就是强调理性至上,而基督教教义中的上帝天国不过是理性的化身；基督耶苏反对种种奴役制度是提倡自由；“领导就是服务“的学说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民权主义; 至于人人互爱互助，直至所有的异邦人也享受福音与幸福的学说则更是常见于基督教创立时期的信徒言行之中和教义之中。但是耶苏及使徒时代的基督教启蒙运动也没有达到目标，因为那个时代人类的理性力量、正义势力还很微弱。另外基督教创立时期的基督教启蒙运动的教主和使徒也没有细致的民权制度的设计。
东方的历史过程中，也发生过一场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历时数千年，时起时伏。经历了漫长的磨难，终于在近代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二十世纪中期国共两党的争战以╳退出大陆为终局，故而这场断断续续，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启蒙运动的成果在大陆遭到了极权主义的剪除。也正因为这种历史性的长时期的断裂，中国的启蒙运动不大惹人注目，相反常常遭人遗忘和忽视。我们应当重新回顾伟大的中国启蒙运动，以免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的不朽的良知、光辉思想和伟大的理想，总是默默地停留在古籍之中；并从中汲取伟大的营养和冲锋陷阵的助力。
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源头，应该是在尧舜时代，或许更早。仅有的少许文献资料告诉我们：尧舜时代的中国社会，人道主义和民权民生主义的思想占主流地位。肯定人的价值和宣扬民权民生至上的思想贯串在尧舜禹的政治言论和政治实践当中。这种思想遭到了夏启建立的世袭制度与夏朝末代暴君夏桀暴政的否定。于是商国伟大的王候汤毅然举起反对暴政恢复人道主义和民权民生主义的旗帜，推翻了暴政，建立了新政权并实施了开明的保护人道、民权、民生的政治。这个时代，名垂历史的伊尹可以说是个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他最大的政治理想是社会应恢复尧舜时代的保护人道、民权、民生的精神。尧舜时代，商汤时代，一定有很多的思想家都赞成启蒙思想，只是由于当时记载手段的限制和后来由于战乱和焚书引起的文献的不断毁失，才导致他们的名字和具体的启蒙言论，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
到了商朝末期，又一位暴君、独裁者、专制魔王，实施了彻底的反人道、反民权、反民生的恐怖政治。他的名字叫纣，与夏桀被后人并称为桀纣。桀纣一词已成为中国历史上人尽皆知的暴君的代称。商纣王祸国殃民之时，中国社会中人道主义与民权民生主义的思想并未彻底消灭。中国西北部秦岭西尾岐山之下，有位小候国的国王文王姬昌继续在他的政治实践中贯彻人道主义和民权民生主义。他的统治之下，民众耕者有其田，税负很轻,关卡不收税并实行自由贸易，自然资源任民众开发取利，惩罚犯罪实行人道轻刑且不株连犯属，对鳏寡孤独等没有劳动自养能力的人实施救济政策。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继承他的政治遗产并以革命手段推翻了商纣王政权。在周武王率领义军进攻商纣政权时得到了普天之下的积极响应，近千个候国的首领带着他们的部队到孟津与之汇合，加入革命营伍，而且交战时，纣王的许多部队也深明大义，调转枪矛，向暴政开战。此前夏朝末期，商汤率领奉行人道主义和民权民生主义的革命军东征西讨，向暴政发动进攻之时，也同样受到普天之下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
商汤与周文王当初在各自的候国奉行人道主义，实施仁政，广受天下人仰慕；商汤及周文王的后继者周武王高举反对暴政的义旗，广受天下人民的欢迎，表明了人道主义和民权民生主义是多么深入人心！是多么符合普天下人民大众生而固有的愿望！
周武王推翻暴政建立周王朝后，由于实行的是封建制，故而社会缺少能普遍而完满地实现人道主义和民权民生主义的政制。封建制的不断完善，必然意味着民权的日益萎缩。由于民权的影响越来越小，王朝的元首，诸候国的君主以及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封建贵族官僚的欲望与随心所欲的行为便横行于社会之中，于是税收加重了，民众再也不能自由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滥刑滥罚开始了，诸候为了争夺地盘和人口引发的战争连绵不断。春秋时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社会因此而陷入了混乱，民生陷入了苦海。
于是一批保持着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与尧舜禹汤的人道主义和民权主义保持着一致，大力宣扬人道主义和民权主义，掀起了又一场规模空前的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的主将主要有孔子与孟子以及他们的子弟、墨子与宋荣子以及他们的子弟。就是说这场启蒙运动主要由儒墨两家发起。它的顶盛期在先秦，然而其直接的余波延及西汉，间接的余波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成为近代中国仁人志士追求人道民主社会的思想资源。
二、先秦的中国启蒙运动
1、人的存在高于一切
人类各个民族都经历过蒙昧时期，这时人们还不能充分认识到人的生命与权利的珍贵性，或者说这时人们对人类的存在价值缺乏自觉的肯定认识。这时人们对超自然权威或社会性权威的崇拜超过了对自己生命和权利的崇拜。然而中华民族是人类开化史上觉醒最早的民族之一。最起码在炎黄时代中国人早已摆脱了蒙昧时期。
尧舜及夏商周时期，作为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一种初级形式的民本主义的观念非常普遍。尧舜皆生活节俭，勤奋从事公务，尊重公众意志，并将人民大众的幸福放在首位。尧为了考察舜是否能担任元首为民服务，费了诸多心机考察他。舜当政后，惩办了不能平息危害民命民生的洪水的鲧，又起用了禹花十三年才治理了特大洪水灾害的历史事实，表明尧舜是非常重视普通人的生存价值的。夏禹的著名属下皋陶认为当政者的重要职责“在安民“。安民就是保护社会普通成员的权利和幸福。周初箕子向周武王建议有大疑难要“谋及庶人“（即与平民商量）。这些言论当然都是肯定人的生存价值的见解。
至春秋战国时期，人道至上的观念普遍而又更加明晰。《老子》说：“宇宙中四种至高无尚的存在，而人是其中的一种。“（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孔子说：“天地之间人为贵“，并且诅骂首次以人俑陪葬的人，他说：“最初第一个用人俑陪葬的人，必定要断子绝孙吧！“（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的高徒曾子珍视人的存在价值则更为独特，他说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必须生活严肃、忠于上司、专心奉公、诚信待人、勇敢为国、终身行善，这样才无愧于自己的生命存在和父母的生命存在。（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也，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礼记.祭义》）孟子认为每个人的生命存在中都有珍贵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已者“）。荀子则对宇宙中种种存在作了分类比较，然后断言人是最高级的存在。（《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墨家认定人的存在价值至高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提倡兼爱互利无非是要人的存在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墨家强烈谴责践踏生命的战争行为，本身便是崇尚人类生存价值的有力证据。墨子、宋荣子都曾到处宣扬和平主义，其根因是因为他们极度珍视人类的存在价值。
更重要的是先秦中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既认定人是宇宙中最高级存在，又认为这种最高级存在必须以仁爱道义为本，即以博爱、助人、真理、诚实、履行人道主义的责任等等为生存的目的。这样的人才是符合宇宙法则的人，才是健康的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人。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是宇宙间最高级的存在，但人类成员必须时时建设自我，使自己的思想观念、言语、行为处在博爱（仁爱）、真理（道）、责任（义）的轨道上，才算完成了人的使命。。孔子以周文王为人伦榜样，提倡人们做道德的人。他们不赞成苟活，认为苟活就是抛弃仁爱、真理、责任，沦为纯粹的肉体动物。当生命必须在道义与生存间作出取舍时，儒墨两家都主张宁可死亡，也不可放弃仁爱与道义的立场。孔子曾说“有杀身以成仁“，提倡人类成员为了建立道德的自我，舍去生命也是值得的。孟子则直接了当地说：“活着，是我的欲求；责任，也是我的欲求。二者不可一起拥有时，我要舍去生命以尽自己道义上的责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正因儒家极为珍视人类成员的存在的道德价值，故而时时处处提倡修身（即建设道德自我），而且修身是儒家学说中造福家人、造福国民、造福人类的起点。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意思。
墨家不但提倡节俭、博爱和反战主义等等，而且身体力行，勇于实践。他们大多数人具备博爱、反战、节俭的品格。墨子为了阻止楚国侵略宋国，自鲁国步行十天，行程千里，赶到楚国都城，与楚国的雇佣军工程指挥公输般斗技，终于化险为夷，迫使楚国国王放弃了侵宋的军事行动。后来楚国和秦国间要发生战争时，墨学大将宋荣子也积极前往，准备调解，使之各自罢兵。（《孟子.告子章句下》记载此事。又《庄子》有言：有宋?者，禁攻寝兵，救之战，上说下教，强聒不舍。）《史记》记载了百数名墨学信徒，为了反对不义的战争全部阵亡的英勇事迹。可见墨家是何等的珍视伟大的人格，即珍视人类成员的道德存在的价值。
道家同样注重人类存在的价值，有时甚至达到偏激的态度，提倡保存生命本来面目不受世俗污染（即提倡“全性保真“）。但道家的主流态度仍然是提倡建设道德自我，希望仁慈、节俭、谦逊、贡献（“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等等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主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认为：道家非常注重精神存在是人类存在的主流特征，是生命的根本，必须建设这个根本，然后才能为天下人造福。（《司马谈六家指要》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这里的“神“指的是精神，“定其神“就是建设健康的精神世界，亦即建设健康的道德自我。
2、人人生而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的起源一定很早，原始社会人人生而平等的实践必然伴随着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意识、观念。原始社会消亡后，这种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观念不可能一下消失，必定通过各种途径，在古籍中，在部分文化的精神史中延续下来。儒墨的博爱思想、选贤举能的思想，包含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意识。博爱思想强调人类成员都有被爱的价值与需要，这是强调人的生存价值的平等；选贤举能则强调充政府公职的依据是德才而非其它背景，这显然是强调某种机会平等；至于儒墨都提倡分配上的均富思想，显然追求社会成员物质收入与分配方面的某种平等与公正。《礼记.曲礼》说：礼是社会人道规范，就是自己卑谦而尊重他人，哪怕是贩夫走卒，也应当尊重他们。（“礼，自卑而尊人也，虽负贩者，必有尊也。“） 这是强调人格平等。先秦儒家还有更明晰的平等学说，《礼记》说：“天下无生而贵者。“总之平等的意识在儒家原旨派（即大同派）的言论中到处可见。孟子曾说：“尧人也，我亦人也。“他的意思是说作为人类成员天之生民，普通人与那些获得伟大成就的人，是有同样的平等的行善潜能与机会,尧努力可以扩充潜德，普通人也可以努力，达成潜德的扩充。儒家强调的平等是全面性的平等。平等学说的逻辑结果是提倡天下为公。既然大家生而平等，都有权通过修身益智建设完美品格，作为获得社会管理职位的基础，并以此作为参预造福社会的伟业，那么人类社会的统治权当然是公产，而不能由一人、一家、一族、一党、一集团独占为私产了。总之“天下为公“是平等学说在政治上的必然结论。也是平等的最高形式。既然人人生而平等，天下当然是人人有份的天下了。当我们把儒家“天下为公“和“天下无生而贵者“的思想统一考察之后，我们应当坦率地承认儒家原旨派的启蒙是成熟的，是现代的。
3、理性生而固有
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服从甚么样的力量指导支配呢？服从上帝么？尽管上帝是至善的化身，但常遭到假教会权威的利用。服从世俗政府权威么？显然不行，因为人类历史已证明往昔种种仅代表特权利益群体的政府权威是谎言、骗局、压迫奴役、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摧残民权民生的恶魔。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苦难，其思想精英逐步认识到只有理性才具备真正指导人支配人的权威。理性是辨别是非的能力。既然理性能明辨是非，那么它就必定能指导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走在正轨之上。
四五百年前，法国的思想家笛卡尔提出了理性是生而固有的，是辨别是非的能力。二千年前儒家原旨派健将孟子早已作出了同样的论断－“是非这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孟子说的“是非这心“、“智“，就是理性，就是辨别是非的能力。孟子认为理性在人类中间具有普遍性，正因为理性的存在，不同时代的人才会对真理与道德持相同的认知。（“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又认为没理性的人，不能算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认为仁爱心、羞恶
心、慈善心、是非心，是人人生而固有的，而且只要扩充这些生而固有的德智，就能造福天下大众，若不能扩充这些生而固有的德智，那么连父母也不能很好奉养。（“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于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可见孟子相当推崇理性的社会功能。
4、 民权主义
中国原始社会必定实行民主制度。原始社会末期尧时代的政治仍然有很多民主的色彩。这种民主政治的遗风一直延续于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之中。《周官》“小司寇“条下说：“小司寇这种官职，掌社会上的行政事务，目的是招来人民大众询问决策大事如何办理。有三种情况下，即国家危险时、国都迁移时、选择新的国家元首时，需要这样征求民意。“（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梁启超先生引几个证据证明这样类似于希腊式的“全民会议“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周官》虽不可尽信，然此制属古代所常行，盖在左传及他书，尚屡见其迹。’卫灵公将叛晋，朝国人问焉，曰：若卫叛晋，晋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王伐我我犹可以能战。曰：然则如叛之。’（左定八年）’吴之入楚也，陈怀公朝国人。......告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哀元年）此皆询国危之例也。’晋惠公为俘于秦，使吕饴甥朝国人。......告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左僖十五）’周王子朝之难，晋候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左昭二十四）此皆询立君之例也。由此观之，古代人民最少对于此三项大政确有参预之权利。此种方法，在人口稍多的国家，当然不可行，故战国以后，无得而稽焉。要而论之，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是始终未常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之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史中之最大缺点也。“（《饮冰室合集》中《先秦政治思想史》第32页）
儒家是民权主义的提倡者。他们经常赞美尧舜。其实质意图在于提醒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尧舜是民权的尊重者，民生的爱护者，是人民大众的公仆，是不以天下为私产的光辉典范。孔子的大同学说讲明伟大的社会制度实现的时候，天下是人民大众的公共财产，因而选举德才者充任公职，交往中讲究诚信，外交中推选和平主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孟子进一步明确指出，“人民大众是高贵的，国家权力是次要的，而国家首脑的个人利益则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得到人民大众拥护的人才是真正的国家元首.....“（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居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儒家及其思想祖先，提倡“谋及庶人“、“征求人民意见“、“得到人民拥护者才是真正的国家元首“，很明显，是非常重视民意民权的。但儒家没有设计出实现民权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即没有设计出如何招集人民、如何选贤举能、如何确立最终决策的程序。所以说先秦儒家的民权主义是不彻底的。墨家也有民权主义思想，同样也是不彻底的。墨家认为，原始群时代，人类个人各自为阵，小群体各自为阵，思想不能统一，个人或小群体一味追求自己的欲望满足而不顾他人他群的安乐，往往以损害他人他群的利益，作为满足自己的利益的手段。于是人间一派混乱，人们过着普通动物的缺少完满地相互帮助、相互分享财物、相互传授知识与道德的生活。（“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天下之乱，若禽兽然。“－《饮冰室合集》之五十第126页）后来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无政府的状态，原因是没有选出共同领导来统一人类社会的思想和确定人类成员的责任，于是选举道德好、知识多、有才干的人作为共同体的元首。（“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国家元首（即天子）又选择德才兼备的人作为三公（国家级政府中负责军政、法政、农政的高级官员），来帮助自己治理天下。三公又因其智力不足以单独辅助国家元首，便将国家疆土划分成许多大的行政区（诸候国），安排诸候治理地方政事。诸候又选择人充当自己的下属（即卿之宰）。卿之宰又选出乡长党正一类来协助自己治理乡村政务。
可见墨家认为人类最初的共同体的元首是人民大众选举出来的。而共同体的中央以下的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则是层层由上级而非由民众选置。这也可见出其民权主义是不彻底的。
战国时墨学健将尹文子也认为应当遵循民意。他说：“政治家自己认可的但全社会不认可的，就不要以自己的认知为正确；自己反对的，但全社会都认可赞成的，就应忘掉自己的反对观点。如果是非决定于人民大众的评价为正道，不是自己能独断的，那么，与人民大众犯冲的就是错误的，遵从人民大众的，就是正确的。“（“己是而举世非之，则不知己之是；已非而举世是之，亦不知已之所非。然则是非随众贾（价）而为正，非已所独了，则犯众者为非，顺众者为是。“－转引自《饮冰室合集》五十第178页。）尹文子又说：“我们推崇古代英明伟大的元首的政治实践，不是推崇他们个人的独断才干，而是推崇他们能与人民大众一道治理天下公共事务。“（“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转引见《饮冰室合集》五十第178）尹文子的缺陷也是没有具体的民权程序的制度设计。
《管子》书中有尊民意民权的提倡。梁启超这样说－管子书中有对于群众为极高之评价者。其言曰：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武汤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于民为一体.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然则民不便为非矣。（君臣上篇）又曰齐桓公问于管子曰吾念（犹欲也）有而勿失，......为之有道乎？对曰，......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义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广议’。《桓公问篇》
管子书本儒墨道法群言杂糅。以上两段，吾侪不能认为法家言，毋宁谓其祖述儒家也。其所言“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认民众意识之品质视个人为高，其当否且勿论。要之极认民意价值之言也。所云“啧室之议“则竟主张设立法定的民议机关矣。虽其性质非必与现代议会同,且在历史上亦未尝实现，然固不可不谓为一种颖异之理想也。（《饮冰室合集》之五十，第179页）
整个先秦的民权主义是不彻底的，只是停留在笼统的尊重民意的思路上。提倡统治者征求民意参考民意，作为自己决策的辅助性手段，与多数性的民意决定着共同体的决策，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正因为先秦的中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没有明确设计出多数性民意决定政治决策的程序，但又提出过民权高于王权的思想（孟子云民为贵，君为轻），所以我们说先秦中国启蒙思想家的民权主义是不彻底的不完全的民权主义。
5、人类主义
人类主义又叫做世界主义，就是不分种族民族地域国界而热爱整个人类的学说、思想、感情。孔子是人类主义者，因为他的理想是大同境界，即全人类民众当家作主、和平相处、相互亲爱，就连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得到爱护和帮助。他曾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又要求弟子热爱人类（“泛爱众“）。墨子是人类主义者，他提倡全人类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他详细地论证了兼爱互利的好处，即有助于全人类的幸福，并详细地论证了互相侵害互相战争的灾难，即对所有的人类成员都不利。孟子到处鼓吹仁政王道，希望一些国王能实施爱护民生，尊重人民意愿的政治，并在天下（即人类中间）推广之，以便天下的人民都能得到解放，生活于安康幸福之中。孟子极其推崇爱心，他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候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不但提倡博爱，而且经常地论证这种爱心是人类生而固有，只要保持它扩充它，便能实现爱护人类的目标。墨子、宋荣子见到别国人民受难，总是心急如焚，前往救护。墨家的后学惠施也提倡包含人类主义境界的博爱思想，他要求人类成员“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见庄子天下篇）。很明显在惠施看来，连人类之外其它类型的存在也要爱护。
先秦的启蒙思想家为了人类的幸福，焦思苦虑，到处游说，不畏艰难，身体力行。就是当他们的言行中表现了民族主义色彩的时候，他们的心底仍真诚地热爱着整个人类。他们往往在自己的祖国不能实现热爱人类与关心民生的理想时，便毅然告别祖国故土，到其它国家，寻找开明的君主，作为游说对象，或就职于他国政府，希望能够以此作为拯救人类推行人类主义的起点。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中的很多人也经历了同样的人生历程，狄德罗、伏尔泰等为了实现自己的启蒙报负，曾在德国俄国的君王下就职，也曾向他们认为是开明的外国君王进计献策。他们这种坚毅不拔，积极参与人类正义事业的行为与孔孟墨宋当年的行为如出一辙。
6、和平主义
人类主义的必然的思想果实中注定要滋生出和平主义。很古时代，中华民族就是个爱好和平取得主流地位的民族。《尚书》中赞扬黄帝既能治理好共同体内部事务，又能与其它共同体和平相处。（《尚书》云：百姓昭明，协和安邦。）
尧舜禹、夏商、西周的一千三、四百年间，中国社会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内部战乱和对外战争，就是和平主义其时占上风的很好的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虽然陷入动荡，是战乱不止的时期，但和平主义思想不但没有死亡，相反更加系统。春秋时期，中国一些诸候国之间举行过多次国际和平会议。宋国的向戍曾会诸候于宋都，缔结和平条约。齐桓公主持了葵丘之会并缔结了和平条约，也是一次国际性的和平会议。孔子提倡“四海之风皆兄弟“、“讲信修睦“，实质是提倡和平主义。墨子强烈谴责战争，提倡人间相互爱助，认为兼相爱交互利，应当成为人间交往的原则，并经常以实际行动阻止战争的爆发。孟子认为那些在侵略战争中自以为善战的人，那些为争夺他国的土地、城市而发动侵略战争，杀死很多民众的人，应当判死刑。（孟子云：“善战者服上刑。““有人曰我善战，皆大罪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老子》也认为“武器，是有害无益的工具。“（“兵者，不祥之器。“）
7、人民是政治中心
人民的幸福是中国启蒙思想家关注的中心。人民是政治的中心，政治应该爱民、利民、惠民的思想起源，非常古老。《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无逸》说：“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民，不敢侮鳏寡“。孟子曾引过《泰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襄公三十年》曾引《泰誓》中的话－“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吕氏春秋.适威篇》引《周书》这样的话－“民善之，则畜也；不善之，则仇也。“《楚语》记子华语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孔子以前，这类言语屡屡见于当时人的言谈之中。这类话语中心是提倡以人民为政治中心。孔子强调使民以时，节用而爱民，足兵足食足信，其目的是要保障人民的幸福。孔子反对加重人民负担的行为，当冉求为季氏的大管家加重人民的税负时，孔子认为他的其他学生有权向冉求发动武装进攻（“小子可鸣鼓而攻之。“）
墨子则以为判断或评论政治（或政府）行为的根本准则是人民的利益。墨子认凡是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则错误的。国家或政府的支出若不能增加人民利益，领导就不应当使用这样的支出。（“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圣王弗为。“《节用中》“凡费则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
孟子的民本主义则更为引人瞩目。他要求统治者实施仁政，选贤举能，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公私分明的井田制度，扶植民生，不违农时，实施自由贸易，并对外开放，实施救济没有劳动能力者的福利政策，最终富民教民并与民同乐。（注：“不违农时“段。“王若发政施仁“段。“文王之治岐也“段。）这种人民是政治中心的思想后来被孙中山大大地深化了和发展了。
8、人民有权革命
启蒙思想家既然承认人人生而平等，理性（即是非之心）是人人生而固有的能力，人民大众的幸福是政治中心，而博爱和平又是保证天下安宁幸福的手段，那么当人民的权利、自由、幸福遭到摧残压迫时，怎么办呢？启蒙思想家的答案是：此时人民有权革命。启蒙思想家的心目中。政府是为了确保社会成员的生活幸福才产生的。墨子认为政府的产生是为了消除自然的混乱状态，政府应该除天下之大害，兴天下之大利，凡事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为标准。儒家则认为宇宙演化出了生命，也演化出了民众的政府。（“天生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司是领导，牧是养育）。政府只是代理自然法则维护社会秩序，谋求共同体的安康幸福。（“天工人其代之。“）政府的职责是维持道德秩序，履行道德义务，以保障人民的利益。（“民之有君也，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晋语》记里克语）一旦政府不能保障民众的权利、自由、幸福，就是失职，就理应遭到否定。汤武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人民有权革命。这种思想屡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祸乱人民的人会受到宇宙法则的惩罚，由统治阶级的成员沦为平民百姓，而替人民解除苦难的人，则可以掌握国家大权。（“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国语》记太子晋语）如果失职了，人民就有权推翻他或赶走他。（师旷待于晋候。晋候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生，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襄公十四年》)晏婴也认为政府首脑的责任不是高高在上欺压人民。（“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襄公十四》）孟子认为凡是背离政府为民服务的责任的国家元首，就失去了真正的元首资格，沦为独夫民贼，人民有权举行武装反抗，赶走他，建立新的符合民众愿望的政权。（“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代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上》）
9、培育人民的知识和道德情感
先秦中国启蒙思想家大多认为良好的国民是良好的政治的基础。所以他们特别提倡通过各种手段培养人民的知识和道德。他们所提及的国民教育实质上是良民教育。他们的意图是将培养好的家庭成员和培养好的国民统一起来，而且前者只是后者的前奏。孔子有个弟子问：当老百姓人口多了也富了，当政者应该干些什么呢？孔子说：这时应该将教育人民放在重要地位。（“既富之，则教之。“）而且孔子认为以道德教育感化民众以礼义文明薰陶民众的政治比依靠刑罚的政治具有更好的社会效应。《礼记》一书到处记载着孔子及其弟子门徒强调道德教育的社会效应，其中《学记》有语云：有德者要化育人民的健康的精神家园，使之形成良好习俗，那么必定要经过教育的途径吧！（“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孟子也注重道德教育，他认为当政者在完成扶助民生之余，应尽心于道德教育，培养良民，以便必要时与之一道保家卫国。（“孟子曰，地方百里可以为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儒家原旨派虽然是人类主义者，但当祖国受到不义之侵略，同胞陷入战争苦海之时，提倡本国的国民应挺身而起，保卫祖国。这样的民族主义实质还是人类主义。因为此时的民族主义服从的是正义的原则。在儒家的教育学说中爱国主义教育屡屡可见。《礼记檀弓下》“战于郎“一节中，孔子高度赞扬了重汪琦的爱国精神。《礼记》记载此事，表明它纂著者以此作为教育的材料，同样崇尚爱国主义的精神与教育。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设想国家建立专门的教育体系，培养国民的美德（其中包括爱国精神），并认为教育要自儿童做起，要利用各种公众活动，来培养国民的美德，应该设立公民宗教来宣扬道德与责任，或许是卢梭见到过当时传教士的翻译介绍的儒家原旨思想体系，受了影响后提出了自己的公民美德教育的构想，因为他这方面的想法与孔孟的想法实在是如出一辙。卢梭所提倡的公民教育，其实就是孔孟所说的礼教。礼教一样认为教育应自儿童开始，应以培养公民美德为目标，应利用所有的公共活动（祭祀、庆典、聚会等等）来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
墨子的公民教育思想目标无异于儒家，但程序上是有特色的。墨子认为元首是人民大家选出的品德、智慧、才干都极出色的人，由这样的人“一同天下之义“（即统一社会意识形态），显然就是要以道德仁义作为社会的思想准则。里长是里级行政区的仁人，乡长是乡级行政区的仁人，国君（相当于现在省级行政区的首脑）是诸候国的仁人。既然各级行政首脑都是仁人，那么每一级行政区的人民皆应以上级行政区的行政首脑的是非观为标准，直至普天之下（即全社会）人人皆“弃其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弃其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墨子的教育思想虽有很多空想的性质，但是他的目标仍是实行普遍的国民仁爱教育，以期变国民为良民。
10、先秦启蒙运动的失败
先秦中国启蒙运动主要以孔墨两学派为主流。它们在春秋战国时代势力与影响非常强大。战国末期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思想的主将韩非曾称儒墨两家为那时代的“显学“（即知名的学派）。孔墨不但亲自周游列国，他们各自的门徒也一样分散于华夏各地，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充当官员，总之大多在各自的实践中宣传他们所奉行的启蒙思想。
但是春秋战国时代，礼义文明失去了约束力，上古原始民权时代的民权主义余波，在政治实践中早已消尽，只是在一些思想家的书本言论中稍有残余的痕迹。当礼义文明与民权主义都失去约束性的影响时，诸候国的统治阶级的私欲便快速膨胀。为了满足他们的私欲，争夺更多的土地和民众，他们便实施对内高压、对外扩张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并行的极权主义政策。当国际间战争不断发生时，诸候国的统治者大多数专心于从民众处收取更多的税收，征集更多的人员，建立更多的军队。就是说当时的当政者几乎全部的精力花费在军国主义的竞争之中。如此哪里还听得进启蒙思想家的意见呢？同时法家的极权主义学说异军突起，他们宣扬君权至上、暴政有理的极权主义学说大大迎合了列国统治阶级的自私贪婪透顶的愿望。另外，一些奉行法家思想的权力狂（如商鞅、吴起等），帮助一诸候实施暴政成功，也大大地刺激了各国的诸候相继模仿。于是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理论得到了整个中国社会权力阶层的普遍信奉。于是儒墨两派掀起的启蒙运动渐趋无人真心信奉的地位。最终好几代君主奉行了极权主义政治的秦国，以暴力统一了中国，实施了恐怖政治，其中包括剪除言论自由，严禁宣扬人道、民权、民生的思想，以极其残暴的手摧毁了持续数百年的百家争鸣的启蒙运动。先秦的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我们说过，孔墨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有很大影响，主要指的是当时谈论此两学说的人很多，信奉此两学派的年轻学子很多。但是权力阶层并没有很多人认真信奉之，更无人真诚实施之。先秦中国启蒙思想运动失败的原因，除了法家思想与当时列国权力阶层结为一体外，另一重大的原因是孔墨两派的思想家没有建立自己的民主军队，因而他们的理想总是如半空的浮尘，没有根基，没有力量。墨家虽有百千武士，然而没有以此为核心，将武士集团扩充为民众武装。启蒙运动要想成功，光靠思想是不够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就是启蒙学派的思想与人民的武装革命行动紧密而又广泛地结为一体。罗伯斯比尔的革命生涯，就是将启蒙思想与组织人民武装反抗紧紧联系的生涯。先秦的中国启蒙运动，墨家尚有些言行并重，而儒基本上以宣传思想为主，这就注定了运动的软弱无力，在气势凶猛的且具备强大物质力量的极权主义势力面前，败下阵来。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先秦儒学阵营中分化出了专制派。荀子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他拼命地坚持专制理论。他的著作的全部思想可归结为一点：礼就是等级制度，而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他的思想危害极大，被后来汉朝的董仲舒、宋朝的程宋以及二千年专制王朝所继承。也可以说，荀董合成了儒学中的专制论，历代王朝信奉之，宋程朱理学延续之发展之，对中国历史造成非常大的毒害。荀子及其门徒不去宣扬大同民权学说，反而极力宣扬君主专制神圣论，自然对先秦启蒙学派产生瓦解性、冲击性的坏作用，或者说荀子及其门徒大大地削弱了儒家启蒙的力量，主客观两方面极大地帮助了启蒙运动的敌人。
11、先秦中国启蒙运动的余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但政治上实施了残暴的恐怖主义，思想上也同时实施了残酷的专制主义。焚书坑儒以及其它以死刑惩罚思想文化自由行为的措施，几乎毁灭了中国启蒙思想文化。墨家的文化自此消声匿迹，其著作也自此束之高阁，长达一千余年，无人问津；漏网的儒生屏声敛迹，只是因为一些民间儒生冒生命危险私藏了儒家经典著作，才致使儒家思想没有失传。然而暴政是不会持久的，秦帝国的政权只维持了十五年，便遭到举世的反对，并因此而崩溃。汉朝建立后，尽管实施了开明的专制，但从此思想自由的时代结束了。直到明朝中叶为止的二千年里，由于社会制度基本上延袭了秦朝的极权主义政制，中国的启蒙运动一直难以重新抬头。因此秦朝至明朝中叶这段漫长的专制历史中，先秦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儒家大同学派（亦即民权学派）的思想，只是零星地偶尔地复现于少数儒生士子的言行中，未能形成社会性的大潮。
个别汉儒整理了《礼记》，《礼运》篇保留了大同学说，说明《礼运》整理者尚有些民权主义、和平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春秋公羊传》中保存了进步观念与人类主义的观念。《公羊传》将历史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说明《公羊传》认为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北朝时儒学重镇徐遵明坚持了理性论。隋朝时代、韩愈、李翱有复兴孔孟的愿望，但是他们没全力重新提倡儒家民权主义，只是偏重于人性论方面的探讨。宋儒继承了韩李的事业，继续扬起复兴孔孟的旗帜，但他们并未认识到孔孟的主旨是民权民生主义，以及其最高的理想是大同境界。宋儒所念念不忘的是等级主义，开口闭口是“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实际上宋儒继承并宏扬的不是孔孟，而是荀董。就是说宋儒继承了儒家专制派的思想。但是宋儒也有承认理性生而固有的言论，朱熹的《大学章句序》说道：“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南宋时期有位思想家，重新宏扬先秦儒家大同派的思想。此人叫邓牧，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抨击了君主专制的危害性和不合理性。元朝，野蛮落后的未开化的边地族权贵集团当政，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进入了停滞期，元朝的几位著名学者许衡、刘因、吴澄等都是程朱式的卫道士，即都是极权专制主义的顽固的拥护者。
三、明后期清初期启蒙运动的复兴
明朝中前期，极权主义更加顽固。先秦儒家大同派的民权思想继续遭到仇视和压制，朱元璋曾下令烧掉《孟子》，原因是《孟子》书中提倡“君轻民贵“一类的反专制主义的思想。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腐败王朝，其后期宦官与奸臣轮流当道，无止境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统治阶级无穷无尽地公款消费，耗尽了民间的物质储蓄，也拖垮了人民大众的身心。连续不断的人民起义以及东北边区少数民族军事入侵的骚扰，又给统治者留下了许多加征国民税收的借口，练饷、剿饷、辽饷等三种税收，直逼得国民纷纷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最终把持着明帝国统治权的特权群体将中国社会折腾得混乱透顶、涣散透顶、虚弱透顶，竟在一、二十万满族旗兵面前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于是满清部族权贵成了中国的主人。
明朝未期，自由主义即宣扬个性解放的思潮已经兴起，王学末流的周汝登、陶望龄、李贽等人可谓是代表人物。徐霞客、宋应星在各自的领域以实际行动复兴了孔孟的务实精神。徐光启一班人立足于孔孟立场，开始吸收西文科技文化成果。总之明未一边是社会因极权主义的蹂躏而腐蚀破败到了极点，一边是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的思潮开始兴起。这从思想文化方面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再度兴起准备了一些铺垫。明朝的灭亡，可以说从另一方面促成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再度兴起。明朝帝国，一个庞大的帝国，有辽阔的疆土，众多的人民，丰富的资源，悠久的文化，竟灭亡于一个只有数十万人的边地落后部族。这个残酷的事实极大地刺激了一批亡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反思失败的原因，最终他们认清了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民贫国弱的根因，是祸国殃民直至祖国沦陷于边地蛮族之手的罪魁祸首。
明朝灭亡之后，不少思想家认识到了君言专制制度的罪恶，认为它是社会所有灾难的总根源。反清志士黄南雷（1610－1695），见复国无望，便退而讲学著书，他有部名著叫《明夷待访录》，意思是革命待访录，因为“明夷“一词的意思是“事物彻底变动“。此书可称为中国的民约论，比卢梭的民约早问世数十年。黄南雷指出，国家及其领导的产生，最初是为了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后来由于当政者私欲膨胀，才将天下视为私产，于是衍生出无数罪恶。南雷先生的结论是：为害天下人民普遍利益的，正是君主专制制度。（“然则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他又说，人类初期，法是维护共同体普遍利益的工具，后来当政者为了私人的家族利益，改变了法的性质，将原来维护天下共同体利益的法律改变为维护特权群体世袭利益的法律（即“一家之法“），改变成了不符合正义法则的专制法（即“非法之法“）。封建社会许多思想家认为法律是靠不住的，只有英明领导（即“治人“）才是有效管理社会的依赖。（“有治人，无治法。“）黄南雷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只有真正的法制建立以后，才会产生英明领导。（“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君主制下的法律在黄南雷眼中，是非正义的法律，不是天下之法。他的天下之法就是符合全社会人民大众共同利益的法律。由此可推论出他的“治法“，就是“天下之法“，也就是体现人民大众共同意志的正义的法律，或者说是近似于民主宪政的法律。近数百年的历史表明，民主基础之上的法制是确保国家领导英明、仁慈、能干、勤政、爱民的必要条件，而那些非民主制之下的法制，皆是少数人的意志体现，只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因而是整个社会混乱、不公、贫困、落后的根源，这种非正义的法制之下，统治者一味以法律保护特权群体的利益，一味以法律压迫并榨取人民大众，即使有不少法律条文宣称人民主权至上，保护人民利益，但实际上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总是专制法律的最大的受害者。黄南雷还认为国家领导的见解不能算作真理与法则。他认为应当将国家领导的意见公布于学校，让天下有知识有思想的人，进行评价论断，然后认定国家领导的意见正确与否。黄南雷这种看法包含了议会民主制的发扬民权的精神。
黄南雷的同代人王夫之（1619－1692）也猛烈抨击君主制的罪恶，大声疾呼“公天下“（意思是天下之主权治权当归天下人民大众所有），不应只是少数人（君主及其庇护下的特权群体）的私有财产。
这个时代，还有一位孤苦独行的启蒙思想家，于漂泊旅居中，著书立说，大胆地直接地抨击君主专制的丑恶。他叫唐铸万。唐氏乃四川达洲人。顺治丁本年中举世，曾任山西子长县知县，十个月便辞官而去，中晚年客居苏州，过着经常断饮的穷日子。但他不忘天下人之苦难，不忘文化精英启蒙振愚的伟大责任，撰写批判君主专制的书，构造振兴中华之蓝图。其同代学术名流魏冰叔见到唐铸万的著作《潜书》后，大为叹服，认为“这是周秦时诸子的书，现在，还能有这样的人么？“（“此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为什么魏认为唐的书是周秦诸子的书呢？原因我想是他的书中富有人道学说、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正是周秦启蒙诸子的主体思想。唐直接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论述道：君主是天下之人并抢夺天下财富的强盗。将士与官吏残害天下人民，实质是君主在操纵指使。君主获得天下的统治地位并欲以之传给子孙，是以天下人民的深重灾难为垫脚石的。他发出这样的愤慨：“如果上帝派我当审判官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惩罚那些国盗民贼！“（“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
黄南雷、王夫之、唐铸万的反专制崇民权的思想是先秦启蒙思想运动中民权学说的复兴。“公天下“是孔子“天下为公“的重新提倡。他们的思想中包含了“君轻民贵“的倾向。他们也同于孔孟，认为上古尧舜时代是“君轻民贵“、“天下为公“的时代。认为那时国家领导没有以天下为私产, 天下是人民大众的天下。先秦与明末清初的中国启蒙思想家都认为家天下是万恶的,天下权力的转移应以民意为准则。孟子将这循民意转移国家领导权的思想表达得最为清晰。《孟子万章句上》有这样一段记载－“万章说：尧把天下的统治权私自送给了舜，有这事么？孟子说：不对！国家元首是不能把天下的统治权私自送给别人的。万章说：那么舜当国家元首，获得了天下的统治权，是谁给他的呢？孟子说：是自然法则给了舜的国家领导权。万章说：自然法则详细发出指令要舜充当国家领导权的么？孟子说：不是。自然法则是不讲话的，只是以行为与事情暗示出国家领导权应该为舜而已。万章问：是如何暗示的呢？孟子说：国家领导能做到将人选推荐给自然法则，但不能做到使自然法则给被推荐者的国家领导身份，就象诸候能推荐人给国家领导，但无法使国家领导授与被推荐者的诸候身份，大夫（注：中高级公务员）能推荐人给诸候，但做不到使诸候授与被荐者的大夫身份。过去尧推荐舜给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接受之（即舜的行为符合了自然法则），推荐给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接受舜。所以说自然法则并没有讲话，只是以人民接受舜的行为暗示了舜当为国家领导。万章说：推荐给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接受舜；推荐给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接受舜，情况是如何的呢？孟子说：尧使舜主管祭祀，众多神位享受他的祭祀，这是自然法则在接受舜；尧使舜主管政府事务，政府事务得到了良好的治理，百姓安乐，没有提出异议，这是人民大众接受舜。这就是自然法则与人民大众给舜以国家领导的权力。所以说前任的国家领导（天子）是无权把国家的领导权私自送给别人的。舜做尧的副手二十八年，这不是个人想当这么久的官就可以当了这么久的官才造成的结果，而是因为舜的行为符合自然法则，就是说是自然而然的。尧死后三年，舜离开了国都，并不想任国家领导，但普天下的民意拥戴舜，这样他才成为国家领导。他也不是篡位者，《尚书太誓》说：’自然法则的见解力来自我们民众的见解力，自然法则的听察力来自我们人民的听察力。’讲的正是这种尧舜之间权力转移全以民意为决定力量的事情。“（原文为：“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候能荐人于天子，不使天子与之诸候，大夫能荐人于诸候，不能使诸候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候朝观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之。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万章句上》）在孟子看来，国家最高权力是不能拿来当作私产，私相赠与的，必须听任天（即自然法则）的意志，而自然法则的意志又注定以民意为最终的裁判力量。这样孟子的思想很明?了：国家最高统治权的转移，必须由民意来决定，任何私相授受都是违背民意的因而也是违背自然法则的。我们应当看到，明未清初启蒙运动对专制的抨击，对专制制度的弊病与恶果的详细描述，超过了先秦的同行。但在如何实现民权方面，仍然缺少具体的设计，并没有突破先秦民权理论的模糊性和笼统性。
清初思想启蒙运动中有一个学派不可忽略，那便是颜李的实践实用主义的学派。这个学派的最大特点是反对死读古书、反对埋头注释古书、反对空谈形而上学的哲理，指出了几千年以读古书、注古书、谈玄学为有学问的脱离实践的学风，导致了几千年的书生都成了弱人、病人、无用人。要求门徒恢愎孔孟注重实践的学风，要以实际行动关心国家大事。颜李实践主义的提倡对后来的历史总是有益。
不同文化的思想交流有助于激发思想革命。1600－1700年间，著名的来华传教士达六十余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宗教思想和科学技术，在当时的中国朝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明未中西文化思想的交流的势头，如果不中断于清初的话，那么东方的启蒙思想将更加猛烈地影响西方启蒙运动，而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在清中前期将倒过头猛烈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可惜的是始于明未的，于清初已部份深入到中国官府与民间之中的西方科学与宗教的东传活动，因1704年罗马教皇不适宜中国风俗的敕令以及中国宫廷内部的斗争而中止。此前天主教允许中国人拜天拜祖，教皇敕令则禁之，引起了中国普遍反对。于是三年后教皇派来的公使被送到澳门囚禁。另外，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王位相当激烈，耶苏会的势力支持皇太子，而不支持另一皇子允祯（即后来的雍正），但是斗争结果允祯即皇位，改元雍正，首年便接受浙闽总督奏请排斥洋人的主张，于是除了留在饮天监的西洋人，其余统统被赶出大陆，不准再入内地。于是自此一直到鸦片战争时的一百三十多年间，中西文化交流遭到阻断。东西方两场启蒙运动的沟通、交流、汇合、相得益彰、遥相呼应、共同发动全球性启蒙运动的大好良机丧失了。
四、清后期中国启蒙运动的再复兴
有人的地方就有良知，就有理性。只要统治阶级不能全部从肉体上消灭被压迫阶级，那么它就不能全部消灭良知和理性，因为良知和理性是生而固有的，因为追求真理、正义、普遍的幸福是占人类任何社会总人口中多数的劳动阶级的天性。在暴政专制继续为非作歹的地方，劳动阶级及其代言人（一些保持着良知与理性的文化精英）就必然进行反思并抗争腐烂、混乱、毫无公正可言的现实。如反思形成了时代风潮，其结果必然是掀起启蒙运动的波涛。清后期文化精英的思想与活动，就是一个良例。
清朝是边地蛮族的权贵集团建立的王朝，它要统治一个文化悠久的人数众多的大国和民族，就不得不实施政治上的恐怖和思想上的专制，就是说为了维持少数民族特权群体的利益，它必然强化极权主义的政制。雍正乾隆都是历史上绝顶的暴君，他们实行特务政治，大兴文字狱，对稍有进步思想的文化精英，横加屠杀，而且株连甚广，并疯狂地烧毁他们的著作，烧毁有利于启民智、不利于专制极权的书籍。从乾隆39－47年，烧了二十四次书，焚毁了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书。清廷杀儒焚书之行为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的活动，前后一脉相承，而且后者远比前邪恶，所烧的书，所杀的人，远多于前者。但是中国启蒙思想绝迹了么？没有！为什么！因为追求平等、公正、自由、幸福是人性的必然要求。
嘉道年间，庄存与《春秋正辞》，宣扬了《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公羊传是传扬孔子进步论与改革思想的。庄存与及其弟子刘逢禄继承了这份文化遗产。他们之后，魏源、龚自珍又继承了庄刘的思路。还有一个人叫陈卓人，花了一生精力，著成《公羊义疏》，其意也是要传孔子的进步论与改革思想，使之得到新的重视而不至湮没。晚清王恺运及其弟子廖平研究的《公羊传》，思想见解颇为一。康有为曾师从廖平，跟他学过《公羊传》，他自《公羊传》中发现孔子的改革思想。可以说清朝后期的《公羊传》学的复兴，推动了清后期中国启蒙运动的再复兴，它推动了清末思想家抛弃了真正流行了二千年的儒学中专制派（即荀董派）极权主义思想流毒，并重新宏扬儒学原旨派（即大同派）的民权民生主义思想。上述由研究《公羊传》入手而复兴孔孟真传的学者个个认真严肃，勤于著述，他们复兴启蒙运动的思想的热情和历史效果都是不可低估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所坚持的专制政制的反动性、腐朽性，日益暴露无遗。公羊派魏龚认为按孔孟固有的思想应该改造社会体制。徐继?的《赢环志略》介绍了西方文化及美国的民主制度，并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尧舜禹三代的民主精神一致，可见在徐的心目中尧舜禹的禅让制，非世袭制，以民意决定国家统治权转移的方式就是民主制度。太平天国运动也一样认为必须推翻满清王朝坚持的等级制度，代之以人人平等的太平制度。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位高级领导洪仁轩提出了民权制度的程序设计。同时代的文化精英没有停止思考。江南制造总局的几位学者（如李善兰、华衡芳等），组织翻译了许多西洋科学书籍，其中包括人文科学的书籍，使得国人得以了解到西文物质文明背后的制度文明和思想文明。郭嵩焘的《游记》大开华人眼界。七、八十年代的马建忠与何某等人鼓吹议会民主道路。至九十年代，整个启蒙思想影响到整个文化界，最终酿成了戊戌维新的政治改革运动，这前后梁康派弟子众多，宣传最力。可以说在1894－1904年这十年间，康梁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非常重要的领袖。他们反对封建专制，提倡伸张民权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先秦与明末清初的中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
这个时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再复兴的潮流中，有一支主力后来居上，最后不但获得了主流性的影响，而且思想化成了现实，即推翻了二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的社会制度。这便是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主义。当1894年康有为在北京发动知识分子大请愿（公车上书）要求皇帝变革实现君主立宪，影响声势浩大之前后，孙中山在檀香山秘密成立了兴中会，提出了“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伟大理想。孙中山从事启蒙运动与众不同，一开始便将思想的启蒙运动与武装的启蒙运动结合起来。初期孙中山鲜为人知，甚至多遭误解，但一次又一次的勇敢无畏的斗争，到1905年时，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主义的学说已影响了几十万以上的仁人志士，他自己则成为海内外进步力量公认的民主革命领袖。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接受并宣扬民主思想的人层出不穷，宣扬民主思想的报刊如雨后春笋。上海、东京成了中国启蒙思想的大本营。在孙中山革命党人猛烈的革命手段的冲击下，中国启蒙运动首次摆脱了往昔脱离群众的、局限于知识阶层或文化精英小团体内部的狭隘性，转而成为影响遍及全国，思想深入人心的，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普通国民为之浴血奋战的民众性的启蒙运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启蒙运动中有许多人功不可没，比如当初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数以万计的革命知识分子，经常发表文章，抨击专制制度，至于以实际行动反抗极权专制制度追求民主共和的青年学子，更是不可胜数。另外更重要的是，有许多以组织活动和军事活动为手段的启蒙战士的功劳是不可忽视的，例如范静生在东京筹办“速成师范“、“速成政法“学校，在短期内培养了上万名文能提笔，武能上阵的启蒙思想的执着信奉者；黄兴一次次亲临战场，以及他的同道不畏艰险，深入到兵营中密秘传授启蒙思想等等，都大大地推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
要想启蒙大众改造社会，文章是必需的，但仅仅靠文章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成千上万的实践者，走进民众中间，在具体的事务中贯彻启蒙精神，或者说将启蒙的精神化为实实在在的引导民众推动民众争取平等、自由、权利、幸福的具体行动。清末的启蒙运动，初起时孤立零散发生于各地，中间渐渐汇合成许多群体，显出众壑争流之貌，最终众流归一，汇成了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共和主义为中心的武装启蒙运动，至辛亥年推翻了专制。孙中山领导的启蒙运动成功的原因有二个：一是他领导的启蒙运动具有广泛的民众性，二是他学习了汤武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即启蒙运动必须与武装革命相结合，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为什么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共和主义运动属于复兴性的而非引进性的中国启蒙运动呢？因为晚清中国启蒙运动的主流仍以孔孟的天下为公为指南。孙中山虽然吸收了部分西方现代议会民主制的程序设计，但他的思想的根基仍然是尧舜孔孟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有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思想源头；“天下为公“是其民权主义的思想源头；儒家原旨派的养育民生、让利与民的主张是他民生主义的源头。中国历史上的考选制度与监察制度成了他制定五权宪法的参考。孙只是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补充并拓展了他自己的主义，并不是照搬西方文化的所有细节。可以说孙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东西文化中的诸多优秀成果的集大成者。几千年前中国先民的天下为公的民权思想经他的终身努力而与西方启蒙思想合流，汇成人类民主化进程中一般巨大的急流。这股急流将有益于当今人类社会的普遍的民主化运动的深化和进展。可以说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主义是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国启蒙运动的完成，它不但是思想体系上的完成，而且也是战胜了反启蒙的力量并从体制上得以实现理想的完成。总而言之，孙先生从思想上和体制上两方面完成了中国启蒙思想运动，为人类民主化事业提供了一种伟大的参考样板。
中国上古的启蒙思想，能得到几千年后的众多文化精英的认可、推崇，激荡他们的情怀，推动他们英勇奋斗，并得到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赞扬和认同，说明什么？这说明理性是人人生而固有的，只要它得到完满的发展（即不为私欲压倒和不为极权主义的制度与生活方式所消灭等等），它就必然成为人类接受共同真理的基础；说明人性具有诸多普遍性，其中之一便是追求平等、公正、自由、权利、幸福，是人的生而固有的需要，古代人、现代人、中国人、外国人，只要他没有丧失良知和理性，他就必然承认人人生而平等、天下是大家的共同财产，绝不应当由少数人控制之、利用之、私有之。
五、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启蒙运动（待续）
魂系尘泥
于南京龙潭
一九九八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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