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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把科幻变为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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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把科幻变为金钱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５日，作为《科幻世界》的主编，笔者与少年科幻月刊《飞》执行副主编秦月应邀赴美国参加第５８届世界科幻大会。
登陆美国的第一站是圣何塞，在中国它以硅谷这个名字广为人知。密布在宽浅峡谷里的建筑窗户在加州明亮太阳下闪闪发光。那些都是硅片中所包含的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光芒吗？这种光芒，是人类第一次在知识与财富间建立起直接的链接关系后焕发出的乐观的光芒。很多作家，在计算机刚刚出现时，曾为硅谷文明的产生感到特别的欢欣鼓舞，本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阿西莫夫在第一代计算机刚刚诞生之时，面对ＥＮＩＡＣ那几层楼房的庞大身躯，和超乎想象的计算能力，就曾经发出了乐观的预言。他认为，依当时整个世界所需要的复杂计算来看，这样的机器只要有四五台就足敷使用了。而今天，一台笔记本电脑的计算能力早已超过当年的庞然大物。电脑业界的巨子们却告诉我们，硅谷文明才刚刚开始！这时，很多瞻望着科技文明前景的科幻作家放弃了阿西莫夫们的科学乐观主义，开始发出有些悲观的感叹。当计算机日益普及，网络世界初具规模的时候，更多的科幻作家已经相当地忧心忡忡了。面对日益发展的科技文明，科幻作家们就这样对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发展的人类文明前景乐观或悲观着。
这其间，有很多人在为科幻小说下着各种各样的定义。笔者赞成比较宽泛的一种：“科幻小说包含了对技术社会的希望、梦想和恐惧（因为有些梦想是梦魇）。”说这句话的人是根斯巴克之后又一个伟大的科幻编辑约翰·坎贝尔。他主编科幻杂志《惊奇故事》，在培养美国科幻小说家和开发科幻小说市场方面成就斐然，被誉为“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旗手”。
然而，百余年的科幻创作在经历了兴盛之后，它的辉煌时代正成为过去，在美国，社址位于纽约曼哈顿的《阿西莫夫》杂志发行量最大，也不足十万份。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幻读者的减少。更多的读者倾向于阅读长篇科幻，据未经证实的美国科幻作家的说法，美国一年出版科幻长篇小说就达千种左右。从美国书店中那些数量众多的科幻图书来看，这种说法当不会有太大的水分。当科技影响在社会进程与公众生活中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普遍时，公众越来越多地对科幻产生特别的兴趣。科幻阅读不是一种时尚，科幻小说呈现的世界景观与作家的思考，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这种相关表现在商业时代，便是把科幻变成金钱。在好莱坞，当那些科幻电影在创造了巨大的票房，从我们视线里淡出并被遗忘的时候，我看到川流不息的人从世界各地走来，在环球电影城买一张４１美元的门票，走进当初的造梦车间，只为重温一下当初的视觉刺激与神经紧张。于是，在加州干旱河谷那些精心栽培的棕榈树间，我恍然听到串串银钱落地的声响。
而更多的科幻电影，在好莱坞这个造梦工厂中，以强大的陌生化效果与强烈怪异的视觉冲击为号召，从美国西海岸边兴风作浪，最后席卷世界。都说好莱坞是造梦工厂，用当下的流行语应叫做文化产业。被造出梦幻之感的世界各地的观众，络绎来到一个个造梦车间。对科幻爱好者来说，就是在侏罗纪公园幽深的水道中感受仿真恐龙的惊叫，在《ＥＴ》片场中体验像具有超能力的外星人一样轻盈飞天的感觉。
最热卖的电影秀当然是《未来水世界》片场里某些场景的重现。一场半小时的表演足足有两千人观看。这种表演是天天进行的。这样一个场次一个场次演下去，已经演到了电影创造了巨大票房的多年以后了。好莱坞这些造梦人，为自己造出了一个巨大而光彩陆离的财富之梦。
而美国繁荣的科幻出版业，也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也是利润这只手，在科幻小说中创出非正统的一支。这一支科幻小说，与坎贝尔们的科幻小说观是大相径庭的，甚至可以说，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披上了一件科幻的外衣而已。其中充斥更多的是恐怖与暴力，一些没有科学基础的怪异想象。但是市场之手的神奇作用，同样使这些东西大行其道。今年七月，在《科幻世界》一年一度的科幻笔会和银河奖颁奖会上，有两位外国来宾，一位是美国作家比尔伍，还有一位出生于南非的以色列小伙子拉威也循踪到了会上。交流会上，在以色列自己独立出版科幻杂志的拉威说，“现在，我想谈谈吸血鬼题材的科幻 ”。而且，他用了很多理论性的术语，母题，叙述模式，原型嬗变等等。于是，大家才知道，他的科幻是一种另类的科幻。而这一类科幻在国外市场上，的确又有着一批特别的爱好者所营造的经久不衰的市场。这种科幻名目下的细分还有很多，比如科幻大片《哥斯拉》中那头怪异生物，在电视、小说和卡通中已经蔚为大观。而且，同一题材的演绎还在继续进行。在本届科幻大会上，有一个分会场，就有专题讨论哥斯拉过去、现在与未来。
本届科幻大会共有六千多人出席。真正到大会上来淘金的出版商、版权代理人和科幻作家、画家至多不过几百人。大量的与会者，都是科幻迷。每人交纳三百多美元的会务费，能从大会得到的就是三小册会议指南。告诉你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讲座，什么样的讨论会，什么样的展览，什么作家或画家的见面会，什么样的颁奖会。所以，科幻大会本身也成为了赚钱的会议。至少在美国这是一个赚钱的买卖。于是，每届大会上，悄悄进行的还有以后大会主办权的争夺战。本届大会上争夺的，已经是２００８年的主办权了。很多科幻迷，便穿着印着西雅图字样的宣传Ｔ恤，从一个会场游荡到另一个会场。而我们的东邻，也加入了竞争者的行列。主持者是被称为日本科幻之父的柴野拓美。与之交谈，他对在日本举办能否赚钱这一点心存疑虑，原因是在日本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科幻迷出席。但是，他对从日本企业获得赞助充满了信心。过去：夸大的百年幻想
这个百年是个约数。
１８１６年，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与妻子玛丽·雪莱和朋友拜伦及医生波里多利到日内瓦湖畔度假。他们在白天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晚上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测量出电流的最新成就，加上一些即兴讲述的超自然故事，大大触发了玛丽·雪莱的灵感。“我梦见一位脸色苍白的学者，跪在他所创造的怪物身边。”不久后，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便问世了。“ 一个可怕的幽灵躺在那里，一架功率强大的引擎正在开动，那幽灵颤动了，显现了生命的迹象。”这部小说，为以后的正统的科幻观念定下了一个基本的调子，在预言科学进步的同时，总有些担心与害怕。害怕从事科学的人被科学的魅力所魔幻，也担心科学进步越来越快，到最后，自身的惯性便能使其挣脱人类的控制自在向前。当然，在中国享有盛名的凡尔纳是个例外。对于技术进步，其作品中洋溢着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精神。
１９２６年，一位名叫雨果·根斯巴克的电气工程师兼出版商创办了第一本科幻文学杂志《惊奇故事》。封面上的广告词是：“今日夸大的幻想，明日冷酷的现实。”雨果·根斯巴克是一个不太入流的科幻作家，但在这句广告词中，却已经预言出了科幻文学潜在的变化。在初次接触科幻小说的公众眼中，很多幻想都是“夸大”的，但在明天，却会成为“冷酷”而不能逃避的现实。于是，科幻小说中的乐观变得谨慎起来了。对于科技进步的颂歌笼罩下的人性的未来，许多科幻作家表示出真切的忧虑。而且，这种忧虑还随着天文知识的扩展，包含了对外星生命威胁地球文明的可能性的探讨。
因为美国天文学家洛威尔用望远镜看到了所谓的“火星运河”，《惊奇故事》的创刊号上便刊出了科幻大师威尔斯有关火星人入侵题材的作品。
同样是有关火星题材的作品，弗雷德里克·波尔的长篇小说《人变火星人》，就在技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想象力。阿波罗登月以后，人类一直在为某一个时刻登上火星作准备。波尔则在这部小说中预言，因为火星的特别环境，人类殖民的先遣者的身体需要加以改装。这种改装因为生物医学、材料科学和电子技术的进步，从理论上有了足够的可能性。于是，一个痛苦的改造过程贯穿了小说的始终。这种痛苦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这种叙述方式也是经典科幻小说中常见的一种叙述模型。一方面，随着情节的展开，技术进步创造的奇迹越来越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与此同时，这种变故引发的社会震荡与个人命运的悲剧也交织其间。
从克隆到人类基因组测序工程的重大突破，生物工程技术与航天、电脑网络一起，成为高科技领域中最为媒体所热衷的高科技话题。而科幻作家在这个题材领域中也有特别的贡献。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应该算是格里格贝尔的中篇小说《血里的音乐》。
除了这一路偏重于自然科学的作品，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幻小说中相当一部分作家日益向主流文学靠拢。艺术水准与人文性质进一步加强。其中的一部分更关注将来人类生存的社会模式与生存状况。在中国读书界流传颇广的有两本书：一本是英国人奥威尔的《１９８４》，一本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尔丁的《蝇王》。只是大部分人都未将其当成科幻小说来看罢了。在西方所谓社会科幻小说中，还有一类是想象别种生命形态在别种环境中的存在状况。其中一些名作，比如波尔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长篇《吉姆星》，七十年代成名女作家勒吉恩的长篇名作《黑暗的左手》也是同类题材的作品。
因为科幻小说所要求的特别的科学含量，很多著名的科幻作家本身就是科学家出身。像俄国人齐奥尔科夫斯基，他是前苏联宇航事业的奠基者，被尊称为“ 火箭之父”。在他技术性很强的小说中，对火箭突破大气层挣脱地球引力的可能性进行了最有说服力的论证。特别是他的多级火箭理论，使前苏联在冷战时期的苏美两国的航天竞赛中，在相当长一个阶段一直*有先机。
前些年刚辞世的美国科幻作家卡尔萨根也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他的科普名著《宇宙》行销全世界。他的科幻小说植根于其丰富的宇宙知识之中。最为著名的是前些年改编为科幻大片的《接触未来》。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科学家，从事用无线电侦听宇宙中智慧生命信息的工作。小说中的微妙之处因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演绎很好地传达给了广大观众，使之成为科幻电影中少有的极具情感穿透力的作品。
中国：青春期的对话
对笔者来说，参加第５８届世界科幻大会后，感到科幻作家们对这个信息时代、这个准备开拓宇宙新疆域的时代远未作出最好的表达。科幻作家们的聚集，无疑是为了这种把握与表达寻找一种特别的途径。至少，我们可以探索很多种可能的方式。
使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切交流与讨论，都是用英语来完成的。于是，科幻成为了英语的科幻。我想，这种现象绝不是独独存在于科幻界。从今天巨大的差距中，看到我们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一次次来到这个大会，就是要尽最大可能，使中国科幻在其发展的青春期，便与世界科幻界的顶级人物们建立起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交流、对话和学习。
２０００年，中国科幻杂志数量将近十种，而１９９９年，据不完全统计，全中国科幻图书的出版量也达到２６４种。这其中大部分是国外作品的译作。但除了个别品种，大部分作品都在图书市场上悄无声息。这和选题不准，和急功近利的操作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在中国，喜欢科幻作品的读者越来越多，其成分主要是年轻人，尤其大学生和中学生，而创作队伍相对薄弱。传统作家们由于科学知识贫乏很少涉足，目前的作者大多是科幻迷，先是读者然后成为作者，这些人学历高，大多是理工科出身，有较强的科学意识，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开始注重语言的突破，像刘慈欣，本身是学计算机的，目前从事科研工作，他的科幻小说《流浪地球》描述了当太阳就要灭亡的时候，地球上的精英们运用高科技技术将地球脱离原有的轨道在宇宙中流浪，最终寻找到新的太阳，使人类摆脱了毁灭的命运。但总体上说，中国的科幻创作与世界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不仅因为我们起步晚，同时也和中国科学的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相关，作者的想象力很难脱离现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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