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兵器纵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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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序号：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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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说明：
作者：张达
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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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器纵谈ZT 作者：张达 (这几天刚看完，推荐！）(24421字) 四海之内皆兄弟 (307519)于2004/01/22(16:55:20)..
作者：张达
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文章转载自http://go6.163.com/m80/ content.htm
序言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 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 8、 900年的西汉了。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 1米的环首刀。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 300年时光直达隋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 受几百年的寂寞。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动乱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攘平动乱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
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 1米长的单手刀，到 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腐败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于是战国便有了 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 1.1米。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 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 2米以上 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 3米。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 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 1 - 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但戟也存在缺点。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
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 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 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第三章 弓与弩
论及弓弩就不能不提箭，弓弩是力量的来源，箭则是力量的载体，载体的性能对力量的发挥有相当影响。设计成熟的箭，通常分为箭头、箭杆和箭羽三部分，箭头是战斗部，箭杆是平衡部，箭羽则是调节部。
轻而韧的竹、木始终是箭杆的首选材料。而使飞行和下落遵循正确角度，从而飞得更远，攻击更加有效的箭羽，则以雕翎为上品，雁鹅羽为最差，并在东周时期就能根据箭杆的浮水状态，决定其安装长度了。
商代的铜箭头已颇阴毒，凸脊、三角形扁翼，当箭头刺入身体后，两翼的倒刺会牢牢钩住合拢的伤口难以拔出，血槽就像吸血蝠般抽出敌人的血液。时至战国，新兴的三棱翼样式更使箭即便拔出伤口也更难愈合，并且相应的血槽增至六个。秦代箭头则提高了致人中毒的铅含量，同时与某些秦剑一样，飞越时代的表面氧化铬技术也使某些箭头历久常锋。
但铜材较难得，秦代已经尝试用铁制作箭头铤部，而随着西汉炼钢业的发达，全铁制的箭头也问世了。早期铁箭头采用铸造，显然是舍不得铜箭头样式的惨毒，不过随即就发觉其锋利尚不及后者，于是只得改用锻制。锻制的缺点是浇铸而成的复杂造型必须舍弃，改为如铁剑的四棱剑身那般易于打造，但优点更为显著，锻制将使其比前辈坚韧得多。铜箭退出舞台，其开始与结束都在东汉。第一种锻制铁箭树立了宋代以前铁箭的基本特征—扁平四棱形，这是利于锻制的样式。从魏晋到隋唐，铁箭的分类很简单，发展路线也就是使箭头更硬更长，足以穿透日益精良的铁甲，撕裂敌人的肌肉和骨骼。
对铁箭种类的细化又是始于宋代，这真是个颇有意思的时代，军政软弱的同时，军事技术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有值得钦佩的耐性对每种武器精雕细琢，而箭的样式也因之精细化，像铁脊箭、锥箭等，造型都已脱离扁平四棱形的单调，变得更为专业。南宋拉开了火器时代的帷幕，对金、元的连绵战争迅速使火器走向成熟，成为主宰战场命运的力量。不过在火器的射速和命中率还只适合火力覆盖的情况下，箭之序列的壮大会持续到明代，并继续创立出更多令人目眩的种类和造型。
射是周代时的‘六艺’之一，也是古代最强大的攻击手段之一。早时的贵族，如果家中生下男孩，都要向天地四方射出六箭，以示男子所要征服的世界，足见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东周时期复合技术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弓身可储存的势能，使人在生理结构容许的拉程内，能将更多力量转化给弓身，射出更快更远之箭。古人超常的膂力令人惊诧，精锐射手竟能拉开70公斤的强弓，估计有效射程应在50 -70米之间，最远射程更是数倍之多。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始于商代的扳指的功劳。扳指这项不起眼的发明，却令拉动强弓硬弩得以可行，避免因疼痛降低射速，甚至割伤手指。扳指对射手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骑射起家的清朝王公贵族们，竟最终使其异化成为一种首饰。弓是以轻便、快速为特点的，这令其在清中期前始终占据着骑兵远射兵器序列的主力地位，而当火器的发展淘汰了强弩时，弓也仍能扬己所长与火器平分秋色了400年。
弩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得益于复合弓和铜弩机的发明，否则凭其较短的拉程，是无法与弓的杀伤力较长短的。强弩的特点是又远又准，有时间从容瞄准，但上弦比较费力耗时。根据这些特点，强弩通常被用于防御和伏击，射击的连续性则依靠几组射手的轮番。不过也有特例，比如唐代骑兵的车轮讨敌战术。战国时强弩成了战车的心腹大患，远程打击的强大杀伤力令战车坚固的盾甲也黯然失色。但强并不是当时弩的唯一发展方向，足够轻巧的弩在简化射击步骤以提高射速方面另有优势，于是出现了带有箭匣和活动臂的迷你连弩，这可视为诸葛弩的前身。
西汉对强弩的发展影响深远。不但在秦代增大望山的基础上，又添刻度，使弩拥有了稳定的弹道参照，且随着铜弩廓取代木弩廓，弩身对拉力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强了。划船器般上弦的腰引弩最高拉力可达 370公斤，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有效射程超过 500米，可惜由于实用性不如臂张和踏张，汉代以后就很少使用了。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对抗魏国的强大骑兵，便制成了俗称诸葛弩的元戎，元戎之名得自春秋时一种主将战车，后代指将军之意。元戎最诱人之处在于机巧而非实用，虽昙花一现，但拉臂上弦便能快射10支毒箭的巧妙设计，却成了被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古代传奇。
剽悍的草原之风，终于为南北朝召唤出巨大的强弩之王—床弩。这种弩战国亦出现过，当时称为‘连弩’，应是取多张弩联合一体之意，可惜后代一度失传。此时的床弩用多头牛力绞轴上弦，威力已大大强于战国人力绞轴的连弩，发射以皮或铁叶为羽的巨大标枪，主要用于攻守城时撞毁楼台、攻城器、城墙等，其宋代极者的最远射程超过 1.5公里，是古代世界射程最远的冷兵器。
赋予床弩以机动性的是唐代，用牛牵拉的车弩不但大大提高了部署灵活性和生存机会，更锦上添花的将绞绳与车轴钩连，行进就可上弦，大为提高了效率。车弩装置 1张拉力 860公斤的巨弩，有 7个发射槽，最远射程超过 1公里，中间槽所用的箭有 1米多长。
弩在宋代得到大发展，偏重步兵的宋庭将其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弩手多用踏张弩，采用三组轮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发明，使宋军的有效射程可至 370米。床弩则从两弩至四弩，从小型至巨型，种类繁多，两床和三床弓还能在弦上绑一个装有数十支普通箭的铁兜子，使床弩拥有了杀伤人马的功能。也许是善于骑射的元朝过于武断，竟干净利落的手起刀落，将弩留在了前朝，于是弩从宋代的极盛一跌而至元代的极衰，随着火器的继续发展，也就再没机会翻身了。
第四章 甲与盾
铜与皮的关系是这样的，在厚度从薄到厚的转变中，硬度优势也从皮向铜过渡，加之铜在重量方面的劣势，其在青铜鼎盛的同时，却难以取代皮甲成为主流就不难理解了。至于胄，即头盔最初为何要用铜，恐怕原因还在于头部的性命悠关，以至并不显著的防护提高，也显得值得保留了。这点可从东周时反而多用皮胄看出。
春秋战国之交，皮甲胄的发展达到鼎盛，影响深远的札甲成为非常成熟的甲式。札甲由表面涂漆的皮片编缀而成，身甲甲片为大块长方形，袖甲甲片较小，从下到上层层反压，以便臂部活动。
到了秦代，札甲的长方形甲片已经日趋细小，从而更贴身和灵活，同时编缀技术也出现了阴线和阳线的区分。阴线和阳线并非术语，只是就表面特征而言。阳线在东周札甲的胸部以下和袖部已经使用，适用于臂、腰之类需要活动的部位，特征是甲片间有一段段较长的纵向绳段。阴线则是随着札甲胸背部制作的更为精细出现的，特征是甲片表面只露出几个极短 的绳段，甲片间上下左右完全固定，适用于胸、背之类不需活动的部位。
至此，甲片叠压、阴线和阳线的规范就基本形成了，此后中国甲会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
进入炼钢业蓬蓬勃勃的西汉，铁甲胄逐渐取代了皮甲胄的往日地位，同时铁甲分化为精致的鱼鳞甲和普通札甲。鱼鳞甲是札甲登峰造极的结果，整套甲所用甲片可超过2200片，甲片叠压密似鱼鳞，考虑到当时的炼钢水平，毫无疑问只有显赫之人才能穿用。实际上，西汉鱼鳞甲即使与后世铁甲比较，也堪称精品了，因为在都懂炼钢的前提下，铁甲质量高低的决定力量只在于人工。鱼鳞甲历代从未普及过，或粗些或细些的札甲一直是士卒抵御冷兵器的标准甲。
魏晋南北朝是甲式发展的重要过渡，接踵出现的筒袖铠、两当铠、明光铠，在汉与隋唐仿佛毫不相干的甲式间补充了舒缓的乐章。战乱的激励令铁甲质量有了近乎神奇的提高，传说诸葛亮筒袖铠竟能抵御拉力近 670公斤的强弩射击，真不知何人能开动此弩，既无人能开又何必指标定这麽高。传说可以商榷，但其中至少体现了当时对铁甲质量的重视。
骑战鼎盛的南北朝，箭与骑兵甲在彼此赶超，作为箭之人质的战马也不得不披上了沉重的具装铠，从而导致了中国重骑兵先于欧洲 900年诞生。春秋战国之交战车马装备的皮甲胄也许可算最早的马甲胄，但直到东汉末年马甲胄的设计也尚未齐备，只有具装铠才称得上完整的马甲胄。如果说具装铠还有华而不实的内容，也许就是马臀上高昂的寄生了，它似乎只适宜在出征或凯旋时显示一下人马的昂扬斗志。
隋唐最著名的甲是明光铠，其身甲由 4块底板组成，胸背各 2块，每块上有一面大圆护，从明光之名推测，圆护应由质量较高的钢铁制成，而底板大概是皮甲。尽管这种设计有图省事的嫌疑，但隋唐明光铠一改之前历代偷工减料的陋习，将护臂和延长的护腿纳入甲式基本要素，对后世却有重要影响。
进入晚唐明光铠衰落了，整体化的身甲被札甲取代，经过五代的战乱，到宋代再次形成了成熟的制式。宋代甲胄通常只分成胄、护臂和身甲三部分，身甲为山字形，融合了身甲和护腿，在肩背腰部绑紧。甲按材料分为铁、皮、纸三等。纸甲的发明源自唐末，宋明两代成为军队的标准甲式之一，曾有一次定制 3万套的记载。其大概可算世界最早的凯夫拉装甲了，而且从用厚皱褶纸制成推测，应还利用了结构力学以增强防护。从被用于南方的记载来看，纸甲似乎有一定的防潮湿能力。而其中的优良者在轻便之余还兼备“劲矢不能洞”的坚固，也就难怪会有地方官申请拿 100套铁甲交换50套优质纸甲的记载了。历史到十四世纪开始转折，此时的欧洲可重达30公斤的大白盔甲逐渐兴起，而在中国，明代在将铁甲胄重量冲至28.5公斤的历史新高后，正因火器的发展而向轻便过渡。甲胄向坚实迈进的方向早该过时，即便是大马士革钢制成的大白盔甲，也会被拉力40公斤以上弓弩射出的钢箭在 100米之外轻易洞穿。中国的甲胄发展由于人民战争而较之欧洲更为实事求是，对冷兵器的超常规防护，往往仅用多套几件甲了事，而这种务实精神到了火器时代，将毅然令重甲退出历史舞台。明代是轻重甲地位交替的年代，清代则是轻甲发扬光大的年代。三国时由西域传入可防远箭的锁子甲，始于明代沾湿可御远枪的绵甲，都成为此时的主力甲式。头顶高缨尖胄、外套嵌满铁钉的宽大绵甲、内穿铁环连缀之网甲的八旗铁骑是清庭武功的象征。甲胄的衰落是势所必然，在枪炮威力大幅提升的排挤下，当连轻甲也变成累赘的时候，新式军服看起来就不是那麽软弱了。
盾的用途是将杀伤力加以消耗或偏导，以及作为助攻武器。由于重量问题，历代盾牌都以藤、木或皮盾为主，由于木、皮盾表面需要涂漆以防潮腐，便连带产生了精美的盾面图案。西汉以前盾的样式都接近长方形，分为步用和车用，步盾长大利于防箭和维持阵列，车盾短窄利于车上使用。防护最大的威胁是刺，刺的力量足以在攻击点上聚集起高达数百公斤的压力，是刀剑劈砍无法企及的。因此时至战国，用于近战的双弧形方盾就盛行起来，纵中线凸起的形状，有利于分解刺的力量。
随着骑兵的兴起，西汉出现了椭圆形盾牌，骑兵可以单手举着抵御攻击。这种样式在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遗弃，又被宋代捡起后，就变成了绑在骑兵左小臂上用来防箭的圆形旁牌。与此同时，步盾经过汉魏的发展，东晋南北朝开始盛行一种很长的六边形盾，这是双弧形方盾的改进版，整个盾面纵向内弯，就像一片叶子。作战时不仅可以手持，还能将底部尖角插在地上，用棍支起。而这种样式在去掉底部尖角后，就成了宋代的步兵旁牌。盾牌介绍到宋代，就缺乏了往下的趣味，剩下的发展无非是略微改变形状，已经没有了进步的意味。如果为了有个舒缓些的收笔一定要继续，或许就只有火牌值得一提了。严格来说火牌称不上盾的进步，而只是将火器配备于盾牌的尝试，但换个角度考虑，那跟随火牌徐徐推进的步兵小组，猛然间火器齐发，随即一拥而上制服敌人，场面倒颇有些当代防暴警察的感觉。
第五章 车与舟
战车是夏代发明的。构成战车的主要材料是木，因为木上涂有以防潮蛀的漆，所以战车大都呈现棕黑色。尽管历代的制式略有相异，但结构都大体分为车厢、车轮、底盘和马具四部分。
车厢是一个能容纳 1名御者和 2名战斗员，呈三角形站立的作战平台。由底盘支撑，深度 0.8 - 1米，宽度 1.3 - 1.6米，口开在厢后。除了战国时有些在后半部安装了铜甲片外，通常无装甲。由于车厢树立在高大的车轮之上，便赋予了车兵突出的高度，步兵顶多及腹、骑兵至多齐胸的对比，使其拥有凌驾于两者的攻防优势。车轮大体分为毂、辐和辋。东周前轮径 1.3 - 1.4米，之后为加强转弯时的横向稳定性，缩小至1.24米左右。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包括两侧用以分担压力的毂饰，总长可达数十厘米，由是战车又称‘长毂’。毂中心有用以穿轴的圆孔，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加装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辐即辐条，连接毂和辋，能调动近半个车轮的同类对辋所受压力予以支撑，较轻便又坚固，出于强化目的，车轮的辐条数从商代至战国持续增加。辋就是轮圈，分为双层，每层由两个半圈经铜片箍合而成，轨宽在西周时缩窄至成熟。
底盘包括辕和轴。长杆状的辕嵌在车厢与轴之间，垂直于轴，并在前部与马具连接。轴是固定式的，这也许是图省事，又似乎意在利用孤立双轮的办法增强转弯性能，总之轴不连接车轮，而是穿过毂，并用铜销对两者位置关系加以卡定。穿毂部位在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包裹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轴两端有青铜轴头饰，既起到保护轴头的作用，春秋后还演变为驱杀步兵的扁矛，但其无法像地中海战车上的同族般旋转绞杀，只能作为撞角。
马具包括衡和轭。衡是垂直于辕的长杆，连接着辕和两副轭，悬于中间两匹马的背部。轭负责固定中间两匹马，并传递其拉力。从马具的作用判断，所谓四马战车，似乎只是在两马战车上附加两匹马而已，而这两匹马，仅是简单的用绳索与相邻内侧马头颈相系、并将胸部的皮绳直接系到轴上，并不能充分发挥力量。
战车的做工以西周为承前启后，为后代树立了参考榜样。其时造车规范严格，仅车轮就要经过以规测轮圆、以矩、悬绳和水浮测辐槽间距、辐条正直和材质均匀、以黍米比较两毂容量、以秤比较两轮重量等一系列检测，质量之高可见一斑。说完战车本身，再来看战车赖以作战的武力与动力，即人与马。提到人，战车可算中国古代最具阶级色彩的兵器了。在从夏到西周的漫长岁月中，高大雄伟的战车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驾驶。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阶级专政，但车战所需的精湛技艺，唯有财大气粗的贵族有机会到学校学习，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随后的春秋，某些国人借着加入武士阶层，终于得以专心训练并登上了战车，但宗族地位更低的庶民和奴隶，却依然无缘。直到战车临近淘汰的战国，伴随宗族的彻底解体，门槛才获得了短暂的开放。
关于战车战斗员的配备，流行的说法是 2人分持弓箭和戈矛，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似乎皆配备弓箭戈矛更为正确。车兵的训练很严格，其中尤以驾驶战车的御艺和远距杀敌的射艺倍受推崇。进入西周后，随着战车的精良和车战规模的升级，战术更趋复杂，从而促使要求更甚，产生了五驭五射的规范。
所谓五驭是对御艺的五项检验。即无论车速快慢，车铃要节奏分明；走在河边弯曲小路，车不能落水；通过有国君标志的地方，要从容致敬；在蜿蜒的道路上，要使四马合作默契，车身转弯流畅；田猎中能将鸟兽驱赶到车左面，供左侧战斗员射猎。这些看似孤立的要求，蕴含着配合、交锋等驾车技巧。而因应战术与御艺的互相促进，此时发号施令的车长也不再由左侧战斗员出任，御者集决策与控制于一身，使战车便于应付战场变化。
所谓五射则是对射艺的五项检验。包括拉弓满到前手食指前只露出箭头；双臂舒展到与箭平行，稳定到可以放置水杯；弓身弯曲好似一口井；后手夹四支箭，依次连续射出；射出的箭不走抛物线，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这些要求针对的可不是弓兵，而是站在奔驰颠簸战车上的车兵。尽管不同记载对检验方法的描述有出入，但仅从上面一种描述中，已足见当时箭术之高超。虽然五御五射已很严格，不过要求并未就此满足。时至战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和兵源的扩大，对车兵还有了明确的体质要求。凡荣登战车者，必须年龄40以下、身高1.73以上、且能追逐奔马。精锐的甲士得来不易，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视。因此无论是起初贵族自费的行为，还是后来演变为国家配发的标准，甲士始终拥有全军最精良的盔甲，尤其是不便躲闪的御者，秦代时更连双臂都包裹个严实。除盔甲外，战斗员还配备一种先秦特有的、便于战车上使用的小方盾。不过牺牲在所难免，为了保证甲士死伤战车不致瘫痪，西周后有了傍车而行的预备甲士，西周时为每车 7人。
该说马了。秦俑和唐三彩都堪称世界艺术珍品，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战马形象却反映了中国战马的发展轨迹。与秦汉后在内外杂交下培育起来的硕壮唐马相比，土生土长的先秦战马委实其貌不扬，矮小粗糙得令人沮丧。可叹中国虽为世界马种发源地之一，本土及周边马种却先天不足，纵有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失之速力。试想如若盛产宝马良驹，那麽凭着历代坚持不懈的马政，何愁不能拥有傲视天下的滚滚铁蹄呢？
先秦战马主要分为中原原产马和西北秦马两支。前者虽然日后为极富耐力的蒙古马淘汰，但从春秋卫文公时期，仅卫国就有体高1.38米以上的母马3000匹的记载中，依然能略窥其当年风光。后者是历代西北战马的重要血统之一，也是如今中国三大名马之一—河曲马的前身，在战国晚期的强秦，其战马体高均在1.33米以上。这些记载中的战马，固然与动辄 1.5米左右、速力兼备的地中海战马根本没得比，但对只产小型马的中国而言，却堪称先秦时代劳动与技术的结晶。
供战马披挂的甲胄出现于春秋，这是中国最早的马甲，材料是表面涂漆的皮片，绘有精美繁冗的花纹。威武的花纹除了能振奋军心，有时也是一种武器，据传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将虎皮蒙在马背上，竟吓坏了对方战马。可惜古人并不像今人那麽重视迷彩，这种战例也便寥寥可数。
战车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速与力的强大结合、是奔驰的堡垒，不过一旦考虑到其虽经历了夏商的独立成军、西周和春秋的车步混编、战国的复归往古等变迁，却始终恪守着步兵领队的角色，实际的机动性就大大值得怀疑了。
春秋是车战的鼎盛时期，也是车步混编的高峰，西周时每辆战车步兵15人的编制，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发展为60人甚至更多，部署于战车的前锋和左右翼，有如此庞大的直属步兵拖累，即便是更为灵活的骑兵，恐怕也无法指望有游击疆场的自如了。两军在主将战车的肃杀战鼓中缓慢接近，当近至只有数百米的时候，前锋一分，战车全线杀出，步兵紧随其后，轮碾声、蹄踏声、战旗猎猎、战鼓隆隆、马嘶人喧霎时混为烈岚，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车翻之后，两股宽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突刺、拦啄、闪避将血肉与沙尘搅拌—以上描述大约应是当时的战场写照。战车主战的局面，时至战国有了变化。也许正为对抗战车，战国强弩机构虽较简陋，凶猛却不逊于历代，据记载韩国强弩可至 600步，估计有效射程不下 260米。弩外弓内的箭阵成了对抗车阵的利器，在强弩威力的笼罩下，皮甲的防护顿显寒酸，使战车的性价比面临严重威胁，加之许多不便战车行驶的地域也成为了战场，战车的主战地位开始没落了。
不过战车的衰落并非是急转直下，战车虽已失去主战地位，但作为步兵冲锋的强力铁拳，作为骑兵队的指挥中枢，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没落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直至汉匈战争促使骑兵异军突起抛弃战车的跟随，而中原随着内战的终结也婉拒了战车的协助，才黯然退出了纵横驰骋2000年的历史舞台。
战车衰落的同时，战船却在崛起，巧合的是，也基本发展了2000年，并且创造了远为前者辉煌得多的历史。
船最初只用来运送部队和物资，专事战斗的船只，则要推延至春秋末期，随着南方诸国建立水军，才步入历史。兵非杂不利，先秦战船也有大中小的区别，虽然各国船型名目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大者用于正攻和指挥、中者用于游击、小者用于侦察。战船中以‘大翼’最巨，长可至24米，船体狭长适合快航，配有战斗员41人，桨手50人。
汉代是中国船舶发展的关键时期，战船在规模、分工和船舶技术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当时的水军称为‘楼船士’，西汉武帝时期，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与车骑步并列的程度，有发动20余万进攻南越的记载，战船之多自不待言。战船分工也较先秦更细致，大至楼船，小至艇，多达 8种，其中的蒙冲和斗舰因著名的赤壁之战而脍炙人口。伴随分工细化而来的是对每种功能的挖掘。以楼船为例，船楼已从其前身大翼的 2层增为 3层，进一步提高了攻击力和侦察力。再以斗舰为例，特点是船壳用多重木板加固以利冲撞，且四面竖立着防御矢石的挡板。汉代船舶技术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骄傲，西汉的橹和钉，东汉的舵和中国式硬帆，都是其成果中的最辉煌者。橹变桨的前后划水为左右拨水，能够连续做有用功，推进效率大大优于桨，是现代螺旋推进器的前身。舵弥补了舵桨控制航向的笨拙，十二世纪传入欧洲后，为诞生于惊涛骇浪中的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件。钉和中国式硬帆虽称不上世界发明，但钉能使船舶更坚固，从而造得更大，而硬帆的操作灵活、航行平稳、对帆布质量的较低要求、以及升降的快捷，则使其成为世界最优秀帆种之一。
进入西晋，大型战船得到了突出发展。据记载晋灭吴时使用了一种叫做‘连舫’的多体战船，长宽各达 180米，承载2000余人，上设木城，四门皆可驰马来往。如果这还只能算浮舟而非战船，那麽时至隋代，隋将杨素灭陈时动用的‘五牙’楼船，就是无可置疑的巨舰了。‘五牙’楼船高达30米，有船楼 5层，拥有 800人的海量吞吐，四面甲板还备有 6架长达15米的新式武器—拍竿。拍竿相当于利用了杠杆原理的巨型长锤，靠下落能量砸击靠近的敌船，是中国古代战船上最大的武器。经过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积累，唐代造船技术已经相当精良，船身普遍使用铁钉钉合，石灰桐油添塞船缝，结构十分坚固和严密。此外，唐代还发明了轮桨、水密隔舱和水罗盘。轮桨的样子很像水车，安装在船舷两侧，每对为 1车，以轴相连，水手踩动轴上的踏板，轴转带动轮桨划水，是螺旋桨出现前最高效的推进方式。水密隔舱技术，则利用彼此隔绝的船舱，使漏水的舱室不至轻易危及整条船的安全，这项技术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
与船舶技术的成熟相比照，唐代的战船序列却颇为保守，内河战船种类比前代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出现了一种叫做海鹘的战船。这是中国第一种外海战船，据传船身前倾，两侧安有多对用于增强稳定的浮板，形态酷似俯冲的海鸟。从南宋秦世辅创制的海鹘战舰，长31米，宽 5.5米，有10橹，仅能容水手42人，战士 108人的记载推断，唐代海鹘应该只会更小。外海战船的出现显示了逐渐萌动的海防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到了明代，还将格外严峻起来。
南宋战船中最具个性的是各式各样的异形船，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使残酷的战争由然而生出些玩味。如张贵所制的无底船，船后部中间无底，加以伪装，敌军不知情下跳上，就会落水被歼。如冯湛所制之船，平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敌，海船头尾可以破浪。又如马定远的‘马船’，女墙轮桨都可以拆卸，既可运输又可作战。除了异形船，南宋车船发展更是蓬勃，不仅官军大量装备车船，连起义军也不例外，甚至体形亦不逊于官军。如杨麽起义军在洞庭湖水战中使用的车船，采用楼船船型，长达 110米，可容纳千余人，上设高楼和拍竿，有轮桨22 -24车，轮桨外侧装有裙板。
至于外海战船，则按照长江南北海域划分为两类。长江以北多淤沙浅滩，缺乏良港，使用平底方头的沙船，长江以南使用吃水较深，利于破浪的尖头尖底船。后者以福建所造的‘福船’为最好。此外，战船的武器序列此时增添了宋军的招牌武器—投石机。只可惜好景不长，明初时随着战船用冲撞取代了拍竿，用火铳和推力火箭淘汰了弓弩，百无聊赖的它便被一并淘汰了。
外海战船第一次大规模参战是在元代，帝国在东征日本的行动中调集了 900艘海船，其中 1/3是中小型战船。遗憾的是天公不做美，一场台风使东征变成了壮观的海难事故。
明代初期是中国外海战船发展的巅峰，但在气度非凡的郑和远洋船队最后一次巡视了帝国威名所至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外海舰队物极必反般的一蹶不振。当然这个一蹶不振并非指战船种类不再发展，而是指中国水军从此将告别巨舰和远洋，回到一个很低的起点，与落后的倭寇水军纠缠不清，干等着欧洲炮舰迎头赶上。
在倭患频生的明代中后期，外海战船的体形非但始终没有超过南宋海鹘战舰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战略的怪圈。如当时的戚继光舰队，就由大福船、海沧船和苍船组成，相对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负责冲击，较小的海沧船负责歼敌，最小的苍船负责追击。这个怪圈既然阻挠了巨舰的发展，也就抑制了舰炮的发展，进而彻底打消了欧洲铁甲帆船那样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出现的可能。
在这个没落的时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战船，也许就只剩下联环舟和子母舟了。前者通长12米，两头高高翘起，占全长 1/3的前段装载着炸药，一旦撞上敌船，前段就借着碰撞与后段脱钩，并牢牢钉在敌船上，后段士兵随即点燃导火线，然后安全驶离。后者则通长11米，母舟等同于自杀炮台，后段腹内藏有子舟，当火炮轰开敌船时，母舟也会在猛烈的后坐力下破裂，子舟里的士兵则可全身而退。如果说南宋异形战船偏重诡诈，上述两款异形战船就唯有用犀利来评价了。
介绍到明末，剩下的历史不说也罢，清代严守着明末战船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后才猛醒，继而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绝望，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悲叹。中国最终没能成为海洋国家，尽管在从汉到明初的1500年中，其商队的航迹曾经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的蔚蓝海洋，长度远远超过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线，尽管其航海技术远播海内，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推动力，尽管其曾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战船，尽管。。。一切已成云烟，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
第六章 攻与守
古代战争分为四类，即战、御、攻、守。战指野战进攻，御指野战防御，攻与守，则专指城池争夺中的攻城与守城。
最早的城防设施出现在距今5000 -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但正如村落称不上城市，其设施也只是一两道壕沟，略为反映了当时部落定居时间延长，所带来的更高防御要求罢了。
到了距今4000 -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定居下来的父系氏族们便开始修筑城墙了。早期的城墙很简陋，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中墙宽仅 2 - 4米的低矮夯土墙，内蒙古包头东郊阿善遗址中残墙较高处仅有 1.7米的石墙等。因为太矮小了，这些城墙甚至连地基也不需要。不过千万不要轻视它们，应付当时与其叫战争，不若称为械斗的争斗，这已经足够了。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时代，随着部落的兴盛，真正意义的城池开始出现了。作为其中代表的平凉台古城，形状已经采用了正方形，说明城市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城墙总长 740米，墙高 6米左右，根部厚13米，顶部宽达 8 -10米，可容纳大部队的调动和战斗。此墙的修筑采用了先进的板筑法，即先夯筑陡直内墙，两侧再以护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长，使城墙较为陡直难攻。而随着这类较高大城墙的出现，为避免因土质问题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公元前21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夏，建立了。但帝国的建立并未促进夏代城防设施的发展，平凉台古城的防御水平终其历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墙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达到10米左右的城墙，才在夏代以来面积急剧膨胀的城市四周耸立了起来。此时的城墙不但更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细致。护城坡经过铲削平整后，会铺上防雨水冲刷的碎石。内墙夯层间设有夯窝，使夯层嵌接，城墙更加牢固。可惜的是，除了平稳的沿着高大细致发展外，从商到西周，城防技术并无新的内容。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进攻手段的发展吧？攻的软弱自然无法激励守的进步。
直到春秋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攻城技术才终于进入大发展时期。春秋发明的临车、冲车、愤辒、修橹和抛石机，第一次将守城方笼罩在重型装备威胁之下。临车上悬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达10米以上，能居高临下射击守城方。冲车将一捆大木装在车架上，专门撞击城门。愤辒顶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护城壕甚至城脚，进行填埋或挖掘作业。修橹与愤辒相似，但职责在于掩护部队接近城下。至于抛石车，更是一种由人力拉放，可将石块抛向目标的先进武器，不过当时威力的不大，石块重不过几公斤，能飞 300米左右，砸人欠准，轰城嫌轻，倒是更适合抛射熏烧功能的烟火弹或阻滞功能的蒺藜。抛石车后世曾一度失传，但再次复出竟掀起了一场攻守变革，这将在后面细说。重型攻城器的涌现，带来了战术的大大丰富。原先单纯的人海战术，已转变为愤辒特种作业、临车和抛石机火力压制、修橹重甲掩护、冲车攻敌软肋、单兵钩索攀城的联合作战。等到战国时期，云梯、水淹和地道出现，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术就算基本齐备了。
面临攻城技术的突飞猛进，一向慵懒的城守技术此时也不敢再怠慢了。由于采用悬板夯筑法，城墙已不再需要护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场了。女墙可以隐蔽守军行动，遮挡临车攻击。角楼建在城角，用以抵御可能遭受的两面夹攻。悬门吊于城门洞中部，待敌军破门后紧急落下，可将其一分为二各个击破。瓮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墙与主城等高，瓮城城门偏设，使主城守军也能射杀到攻门敌军，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是城门争夺日趋激烈的表现。桥身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吴越水乡，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
春秋攻守技术的飞跃，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国攻
与守的历史中，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
，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
战国城防层次分明，阵地从城外15公里便铺展开来，由外向内划分为
荒芜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1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实行坚壁清野，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
如果必要，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并向水井投毒。
离城 5公里处，就进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间隔，在
制高点上设 3人侦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线。侦察哨之后，每隔 1.5公
里设一联络哨，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白天的联络信号是，发现敌
军举一帜，接近警戒线举两帜，进入举三帜，向城市而来举四帜，接近城
郊举五帜。晚间则以火代帜。此外，各要道和关卡，还要设置 3人一组的
机动小队，负责侦察和反间谍。这道三位一体的警戒圈，会在敌军进至城
郊，即将围城时撤回。
城上远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
律铲平，以扫清射角和视线。
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壕。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
不一的竹刺。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这种桥只有一根梁，梁的
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桥
面便会翻转，令敌坠入壕内。
在护城壕后，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称为‘冯垣’，后
面部署士兵，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配合城上守军，以武器杀伤或柴草
熏烧之。再向内，是宽 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在
守军出入的地段，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并在城顶加以标志。最
后，在距墙 2.5米以内，是 5行高出地面 0.5米的交错尖木桩，兼有阻碍
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春
秋的10 -12米，增至不逊后世的15米以上。
墙顶宽度足有 7 -10米，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延墙两侧
有厚 1米、高 0.6 - 1.4米的女墙，其中外侧女墙较高，开有外宽内窄的
射击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楼外，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
。每隔6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1米的观察楼。每隔 180米，建一座突
出外侧城墙 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
180米，还竖有一堵 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敌军
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最后每隔 360米，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 4.6米的
木楼，以备攻击入城之敌。
墙根厚达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
，而只会下沉。每隔约 200米，由内向外挖掘，接近外侧 5 - 6寸时停止
，即形成一道暗门，留作突击杀出之用。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
柴草和障碍车，以备敌军发现，从中杀入时，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
城楼之下，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
三道门都设有活动射孔。为了防御火攻，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
柄麻袋外，还用间隔16厘米、突出 2 - 3厘米、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
外侧钉上厚泥，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楼两侧和城角的
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
四通八达的网路。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之后会
修筑一道称为‘傅堞’的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 3.5米，宽 3米的壕
沟，内塞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
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1.84米 1人，征集的百姓每 2.3米
1人。占征集百姓25 %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占50 %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
作业和运输战材，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武器配发则按照，每50 -90
米设抛石车一座，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设置锅灶
、水瓮及沙土，每 4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 1，及一些石块和蒺
藜等的原则。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双
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狗表示需要补充远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补充格
斗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战器材，白表示需要滚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装备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式装备。如悬脾、
累答和火擂木。悬脾中藏有士兵，顺着城墙吊放，从侧面刺杀爬城敌军。
累答就是粗麻绳编成的软幕，涂泥浆的悬挂在墙前充当廉价的盾牌，不涂
泥浆的可以点燃后覆盖城下敌军。火擂木是在两轮中间捆扎一束柴草，点
燃后顺城坡滚下砸烧敌军。而随着弩用于军事，城头也出现了其后很长一
段时期绝迹了的床弩，及永远绝迹了的转射机。前者在当时需10人操纵，
有 2副绞盘供上弦， 1副供顺绳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发射 2.3米长的巨
箭，也可一次装填60支普通箭，相对南北朝之后的同类，这样的床弩还是
略显弱些。后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虽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击，
功能类似地中海叙拉古的弓式弩炮，从由 2人操纵判断，似乎也是绞盘上
弦，可惜后来彻底失传了。
针对如此森严的防御，攻方除又发明了带有轮子的壕桥，用以缩短打
通护城壕的时间外，更总结出强攻、压制、地道和水淹四类战术，予以对
抗。
强攻是或用冲撞、焚烧等办法破坏城门，或遣单兵蜂拥而上攻占城墙
、抑或借夜幕派单兵接近城池，而后对城墙展开强攻。此战术中前两种情
况最怕守方拼死抵挡，连射带刺、连砸带呛、连烧带浇，一通猛打下来，
必然损失惨重。后一种情况最怕守军点燃火炬伸出墙外，用眩目火光封闭
城头情况，使攻城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压制是利用临车或土台对城墙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适于骚扰守
军或掩护强攻。此战术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墙上增建 8米高的木城，使
总高度超过25米，不但临车达不到，就是堆积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到
时候木城外侧悬挂累答，城上设置床弩和抛石车，制高点必稳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洞，并用木桩支撑，然后或发动突袭攻入城
内，或烧毁木桩使城墙塌陷。此战术也有所惧，一方面头顶的护城河会增
加挖掘难度，另一方面一旦守军观察到城外的异常，就会在城墙内侧的相
关地段每10米埋设一口大瓮监听地下，而后派出作业组向城外挖掘，每掘
进2米，下降0.7米，直挖至墙外，随后横向掘进至地道侧面，设置风箱和
隔板后，突然撞开相隔土层灌入浓烟，并通过隔板的活动小孔压制反抗，
则计划必败。
水淹适用于临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溃
。此战法要严防守军突袭堤坝，并且注意驻扎地点，否则搞不好自家反会
陷入汪洋，晋阳之战中的赵襄子军，就是通过反灌智伯军转败为胜的。
可见，尽管攻城技术在进步，但在守城技术的对抗下，攻还是远远难
于守的。不过这种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将长期积累的人力化为城墙保
存着，攻方是一次出动所有人力，两者战场上的不平等，实际正体现了投
入力量的平等。在战国时期，攻防双方的兵力可以悬殊到这样的程度，假
如攻方以10万之众围攻，按《墨子》中的论证，守方只需将4000余人，按
每 2米 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过 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敌锐气。
丰富的攻守技术虽助秦统一六国，但到了堪称帝国盛世的汉代，其发
展却几乎陷入了停滞，直到进入魏晋，才再次启动。
首先登场的是马面。陡直的城墙虽不利敌军攀爬，但同时也会增加城
下死角的范围，尽管战国时就用突出外侧城墙的木楼和竖立尖木桩带加以
弥补，不过针对此问题的永久性墙台还是出现了。马面突出城墙外侧，与
城墙合为一体，上设供士兵休息的战棚，战棚四周有木桩围护。与各种城
防新技术一样，马面用于战事较多的边防应该更早些，但被帝国腹地首次
采用，则是在曹魏洛阳城的重建中。
其次登场的是南北朝时的夏统万城。所以将统万城作为技术介绍，是
因其除了有又长又多的马面外，还有多种先进之处，以至后世“深可为法
”也。统万城墙身由‘三合土’夯筑而成，这种组成为石灰、沙粒和粘土
的混凝土，至今仍为建筑良材，苍白色的墙体经过“锥入一寸，即杀作者
”这般严酷的工程验收，以至“紧密如石，凿之则火出”。角楼被强化为
巨型建筑，结构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但有多层，外面蒙以生牛皮，当时
的皇帝赫连勃勃曾颂赞其“高隅隐日，崇墉际云”。马面内建仓库，既利
于迅速补充军需，也开创了明代在城墙内侧修筑藏兵洞的先河。
最后登场的则是唐代的多项新发展。
工事方面的发展大多是基于战国已有技术的加强，像傅堞演变而来的
重城，即城中之城，冯垣演变而来的碉堡式工事—羊马城，以及为对抗床
弩攻击而在城门、城角、直至整堵墙表面砌砖的砖城等，只有弩台是个例
外。弩台为方形，根部边长14米，高15米，顶部边长 7米，四周围有夯土
墙。台底开门，守军可通过天井的绳梯爬上台顶。台顶架有毡帐，内藏 5
名弩手及各种军需。将弩台在距城墙 150米之外，间隔 150米设置一圈，
就形成了城墙与弩台、弩台与邻台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
装备方面也有不少发展。战国时的累答，已经改为荆条编制或用布缝
制，火擂木则改为韦草灌油蜡制成，形状如同燕尾，称为‘燕尾炬’，抛
石机也增加了转向功能。此外，还有新出现的铁鸱角、叉竿和钩竿。‘鸱
’是鹞子之意，铁鸱角自然就是铁鹰爪了，专门从城上抛下钩砸敌军。叉
竿的效果相当残忍，顺云梯向下推，用横刃切断敌人手足。钩竿可以钩住
云梯向外推，使敌军上下不能，眼睁睁被一一干掉。
如果说春秋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手段的贫乏，战国攻城技术
的发展，是基于攻城谋略的贫乏，那麽到了魏晋隋唐，在城防日趋森严的
情况下，攻城技术自然就要向强化威力的方向发展。时至唐代，床弩和抛
石车不但从失落的历史中重获新生，其威力亦不可与往日并论，唐初李世
民围攻洛阳时，动用的床弩由 8张弩连成，所用之箭粗如车条，箭镞大如
巨斧，抛石车所用的石块，已重达30公斤。
再次提到抛石车，就需要细说一下了。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
弹的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
要兵器。但宋代较隋唐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用于攻守城，而且用于野
战，不仅抛射石弹，而且抛射燃烧或爆炸弹。
宋代抛石车按组成杠杆的杆数划分轻重级别，几杆就称为几‘梢’。
重型的五梢和七梢，需要 150到 250人拉绳，抛射 4、50公斤的石弹，多
用于守城。中型抛石车有的装有四轮，可供野战使用。而最轻型的只需 2
人拉放，石弹仅0.25公斤重，甚至可用泥弹代替，虽然简陋，但击中人也
会致残，击中要害也能致命。
到南宋末年，蒙古攻占襄阳中，就首次使用半自动投射的襄阳炮了。
这种抛石车在杠杆后端挂有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平时用铁钩钩住杠杆
，放时只要把铁钩扯开，重物下坠，就能抛出石弹。由于人力需求较少，
此炮比旧式前辈威力大得多，射程也更远，攻襄阳时，曾抛射近90公斤的
石弹，将地面砸出 2米多深的弹坑。
虽然相比欧洲中世纪巨型投石车动辄数百公斤的石弹，抛石车的威力
小得多，但弧线很大的弹道却使两者的战术功能很相似。
一场由抛石车导致的攻守变革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这场变革的发
生应该感谢地处帝国之北的金国，正是这个塞外藩邦，凭借草原民族的骠
悍气魄，极大的促进了抛石车的应用，使万炮齐鸣于中原大地。
据记载，金军在灭亡北宋的汴京之战中，一夜之间架设抛石车5000余
座，以汴京长达50里的外墙，每里还要分得 100座。金军为了搜集足够的
石弹，将汴京附近的石制品洗劫一空。攻城时，先将护城河填平，而后万
炮齐发，再辅以大量强弩，一举击溃守城部队的部署，进而出动与城墙等
高、可容纳80人的巨型攻城车—对楼展开登城战。量变到质变，大量抛石
车的运用促发了全新战术的诞生，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击令戒备森严的城
防完全无法招架。
针对这种新战术，提出系统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陈规的杰
出文官。此人极富谋略，发明过竹竿火枪，更指挥过大量保卫战，也亲身
体会到抛石车集群轰击对攻防双方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金军对德安发动的
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最后一次竟连续轰击14昼夜，可以想象
那是何等的惨烈场面。然而其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屡屡在各城挫败为数众
多的金军，奠定了其作为那个时代城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其所撰写的《
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之一。
陈规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设计与防御战术两方面。
其理想中的城池应具备如下改进。
护城壕之后，距城墙 6 - 9米外，是一道高 4米，根厚 3米的羊马墙
，墙上设有三个一组的‘品’字形射击孔。羊马墙后有一道壕沟。之后又
是一道墙。形成两壕三墙的障碍带。
城墙宽顶缩窄至 5 - 6米，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用较能承受石
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墙上交错开设两排孔口，供射击和刺
杀之用。在马面上修筑平头墙，以取代经不起石弹攻击的战棚。
城角由从前较易被石弹轰塌的直角城角，改为半圆形，并且废除容易
成为轰击目标的角楼。
御敌性能较弱的单层城楼被双层城楼取代，下层近战，上层射箭。
性价比较低的瓮城也被废除，改为在城门外15米和城门内 6米各筑一
道根厚 5米的10米高墙，墙宽以遮住城门两头 6 - 9米使城外无法侦察城
门情况为宜。敌军攻门时以外墙与城门之间木寨据守，并从城头攻击其侧
，敌军破门入城后，则在内墙与城门间的夹道展开两面夹击，同时从城头
攻击其侧。
而防御战术方面，其除了倡导守中有攻的防御和灵活周密的部署外，
更提出了以炮对炮的理论。
所谓以炮对炮，就是以射程 5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指挥点和抛石车
阵地，以射程 4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工程作业部队阵地，最后以射程
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前线攻城器阵地。同时，为了防止遭到反击，
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
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射击。
遗憾的是，陈规的城防思想由于南宋的黯弱，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以
至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抛石车集群轰击仍旧屡试不爽。如攻打京师
的龙德宫城时，元军仅攻打一个城角就设置13梢抛石车 100余座，昼夜连
发，几天之内石弹就堆起城墙高度。本朝况且如此，至于后代，就更置若
罔闻了。
经过短暂的元代，就又不得不谈到明清了。这两个朝代实在很不提气
，一个是武备弛废，另一个连欧洲送上门的新式武器都不屑一顾，脑子彻
底坏掉了。至于为什麽会坏掉，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了。
不过相比之下，明代还稍微强一点儿。首先火枪和火炮都是那个时代
发展起来的，虽然自己并没好好利用，但客观上无疑是对攻守技术的极大
贡献。另外，还发明了瓮城箭楼、多重瓮城和藏兵洞。箭楼又叫‘万人敌
’，代表之一就是前门楼子，一层层射击孔密密麻麻，确实雄伟。多重瓮
城是种想把攻方烦死的设计，一个门接一个门，要想攻到底，还真不如跳
墙呢！藏兵洞设在城墙内侧，用砖石加固，既提供了预备兵力的就近安置
，又能作为掩蔽和休息的场所。
而清代，由于最有成就的海防要塞不归这里谈，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太
平军的爆破战术了。必须承认太平军攻城很有一套，专门找了数千矿工挖
地道，等到接近城墙时，就把用棉被、布袋、甚至棺材装着的火药安好，
拖出一条2、3公里长的引信，远远引爆。霎时间闷声巨响，城墙坍塌，太
平军便趁乱杀进城中。为了掩人耳目，太平军起初把入口选择在城外的空
房子里，后来清军学精了，他们又改在隐蔽地形后面挖，而且还擂鼓掩盖
地下的挖掘声。以至清军唯有无可奈何的称其为“至为险毒”，又评价太
平军“掀翻巨城，如揭纸片”。
后记
与中国古人相比，欧洲古人似乎更爱走极端，比如希腊的重装步兵、
亚历山大的长矛方阵、罗马的龟甲阵、中古骑士的冲锋等。这也许与欧洲
一直没有打破社会成员的严格等级，进入人民战争阶段有关。所以欧洲战
争在火药时代前一直停留在了中国春秋之前的水平，作秀成分远多于实事
求是，战死沙场也成了一种特权和荣誉，武士道泛滥。
这种战争虽然充满理想和浪漫，显得格外高尚和美丽，却如同温室里
的花朵劲不起自然检验，在异民族的打击下往往顿显其迂腐本质。亚历山
大如果能来到中国，一定会发觉他引以为傲的诱敌和中央突破战术，早在
他诞生前就随着《孙膑兵法》为人广知，而他武王伐纣水平的单调又庞大
缓慢的长矛方阵，也会在中国车、骑、步兵的机动夹击下被撕裂并屠杀，
就如同旨高气昂的中古骑士，却被简陋的蒙古轻骑像傻瓜一样捉弄。也许
只有罗马的战术思想可与中国有一比，因为两者都是在残酷的对外作战中
积累起来的，是实用主义的。
正因为欧洲战术思想的严重落后，他们在进入人民战争时代后，才不
得不立刻放下架子，去尊奉中国的兵家智慧！
当亚历山大接管波斯价值 400亿美元黄金的时候，也许仅仅意识到征
服者的光耀，而丝毫未考虑如何使这战利品真正属于他的帝国。亚历山大
是梦想家，挥舞宝剑追随阿喀琉斯品质的伟大征服者，但他不是政治家，
他的一生在扩张中度过，用他的个人魅力耗尽希腊的进取精神，却完全无
暇顾及巩固帝国的基础。亚历山大似野火，一路烧去，湮没入历史长河。
再看看欧洲的启蒙者—古希腊的所谓文明吧，一面高谈阔论哲学科学
，一面又连同族都要逢城必屠。在他们眼中，敌国不过是黄金和土地，敌
人不过是尸体和奴隶。斯巴达虽属弹丸之地，可对希洛人的奴役比之元朝
犹有过之。
这就是古希腊的所谓文明，缺了他的思辨精神地球不会停转。文艺复
兴只是借壳上市，如同中国两千年来言必孔孟，却各持己见一样。古希腊
自己却在保守排外中互相杀戮数百年，最终沦为罗马能说会道的奴隶。
然而罗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中世纪又何尝不是如此？大航海时代又何
尝。。。欧洲征服者们的眼中无一例外盛满了黄金和土地、尸体和奴隶。
与欧洲征服者们的野心勃勃相比，中国兵家更多了许多冷静，他们在
沉思战争的是与非，那种对政治的关注、对人心的追求，对将帅的苛责，
对士卒的怀柔，真正使战争具备救世与治世的意义。
战争不应仅仅为了掠夺，战争应该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唯有中国兵家
有能力化害为利。中国历史就是分合的历史，每一次统一都使民族越发伟
大，秦统一六国孕育了强汉，隋统一南北孕育了盛唐，汉化的忽必烈之元
孕育了幅员辽阔的明清，这才是中国兵家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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